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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成都被国务院正式批准成为全国第一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整个成都市及下属各区(县)被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力。出于缩小城乡公共社会事业差距的目的,成都试验区逐步加大对农村区域公共事业的投入。尽管如此,不同统筹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在投资动机、行为认知及行为的偏好及需求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除不同统筹水平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存在差异外,政府供给责任集中化、其他供给主体供给机制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统筹试验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意向在逐步增强,对其持续性管理且科学、合理的引导需求亦随之加强,同时,只有从需求主体的行为认知及意图等方面控制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各项作用因素,才能真正从从源头上对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深入发展进行把握,从而确保不同统筹水平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因此,研究城乡统筹成都试验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主线,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效用理论及农户行为理论等为指导,对成都统筹试验区的农户正规教育投资行为、技能培训投资行为及医疗保健投资行为的动机、认知、对过去行为的评价及偏好、需求等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本文主要运用成都试验区9区(县)的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Heckman两步法、嵌套Logit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手段,分别进行数据处理,挖掘不同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就成都试验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持续性引导与管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相关的研究结论主要涉及以下七个方面:
(1)在家庭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中,生命周期处于中年阶段的农户及其家庭对正规教育投资行为的动机要比青年阶段的农户家庭更为明显;同时,中高收入农户的正规教育投资动机趋向于利他动机,在没有外在力量(如各级政府部门、其他社会团体等组织)支援的情形下,其凭借家庭本身经济实力也能持续性地对子女的正规教育进行投入。
(2)就农户正规教育投资行为的认知而言,较高统筹水平地区的农户对子女学习成绩较为了解,而在中等统筹水平的样本户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对于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大多较低统筹水平地区的农户表示并未对正规教育的投资进行专门的储蓄,另外较高统筹水平地区的农户,大多对子女的最低教育要求是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
(3)农户自身对正规教育的辅助性投入与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配套措施是影响农户对过去正规教育投资满意度评价的两个重要因素。农户所处区域的平均失学水平及高等教育的完成情况也与农户对过去正规教育投资的评价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同时,统筹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对过去正规教育投资的满意度越高。
(4)被调查农户对于各项技能培训的具体实施方式、培训的师资力量、培训的各种明细费用与其实用性水平等有较多的关注,而对于培训前各种信息的获知,以及各种培训配套设施的了解与运用仍相对较少。
(5)不同统筹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对于培训投资的支付意愿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较低统筹水平地区的农户,对于培训投资的支付意愿与其所在地区的统筹程度呈负相关的关系。同时,在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样本农户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培训投资的支付意愿相较更为明显。另外,对培训投资的满意度越高的农户明显表现出较满意度较低的农户更强烈的支付意愿。
(6)在农户对过去医疗与保健投资的综合评分方面,总体满意度最高的是养老保险的参与及投资情况,其次是体育锻炼的配套设施。医疗保险参与、体检参与及卫生保健知识教育的农户满意度评价均较低,且未达到综合指数的平均满意水平。
(7)统筹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越倾向于扩大其对于医疗与卫生保健的投资金额,而参与卫生保健相对积极的农户,则具有较为明显的扩大未来医疗保健支出的心理倾向。相对于参照组小学文化程度和其他文化程度组的农户,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对预期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明显的增加。另外,体检的参与情况与农户的预期支出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体育健身活动则对预期支出存在负相关的作用。
本文的创新点分别有: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不同统筹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这一需求主体出发,克服了大部分学者单纯以其个体特征或外部环境作为分析出发点来展开分析的不足,对城乡统筹试验区农户人力资本的供需关系,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具体各层次需求均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与讨论;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在界定了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针对正规教育、劳动力技能培训、医疗与卫生保健等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研究了城乡统筹试验区农户进行投资时的动机、意愿、态度、需求及预期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了不同统筹水平地区的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差异;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根据研究目标综合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Heckman两步法、嵌套Logit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手段,从而使得研究更具规范化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