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应用历史研究法，力图对泰勒课程编制思想的孕育、诞生、发展和成熟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以勾勒出泰勒课程编制思想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全貌，加深人们对这一思想的认识，进而实现对这一思想的公允评判。在泰勒课程编制思想形成过程中，杜威的教育哲学、桑代克和贾德的教育心理学、博比特和查特斯(主要是查特斯)的课程编制理论均对泰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泰勒①借鉴了杜威的“经验-教育”理论，但又对杜威教育思想中的“经验”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从而使课程的预设成为可能；②吸收了桑代克教育心理学中对目标明确性的强调，对有效学习之条件的论述，但又依据贾德的类化学习理论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指出目标应该是明确的，但却未必是具体的，故而从根本上避免了行为目标极端具体化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弊端；③秉持了博比特和查特斯课程编制的科学理性精神，但又指出了他们所提倡的活动分析法、工作分析法的内在局限性，认为二人未能看到为具体工作制定短期的训练计划，与为学校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之间的差异，亦未能超越桑代克联结主义教育心理学对目标具体化的极端强调。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借鉴与吸收、批判与超越的过程中，泰勒课程编制思想获得了极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适应力。　　 1950年之后，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实践中突出性问题的变化，泰勒对其思想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修正、丰富和完善，并在这种修正与完善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相较于前期课程编制思想而言，泰勒后期思想中增加了课程规划“初步的分析”这一环节；突出地强调了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目标的一般化；修正并丰富了经验选择所依据的原则，且将之视为有效学习的基本条件；注意到了课程实施环节诸多影响因素的存在；拓展了课程有效性评价的功能。由于意识到了课程编制过程的复杂性，泰勒将施瓦布的集体审议程序引入到自己的教育目标选择、界说和学习经验建立这两大环节，并明确提出“课程编制不是一个建立在精确规则基础上的过程，而是寓有艺术性的设计，以及批判性的分析、对人的判断和经验的检验”。从科学的课程编制到艺术的课程编制，可以说是泰勒课程编制思想发展过程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使泰勒从根本上超越了其思想先驱对课程编制之科学理性精神的单纯强调和依赖。　　 对课程编制问题的研究贯穿于泰勒学术生涯的始终，研究的视角一直是心理学，且主要以教育心理学尤其是学习心理学为其基本的理论依据。这是课程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典型的课程探究范式。今天课程编制实践仍在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那些遵循这一范式的课程理论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勒课程编制思想既顺应了他那个时代对课程探究所提出的要求，又具有当下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如果我们仍希望这一思想继续发挥其对不断变化的实践的指导作用的话，那就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发展。尤其是应该根据最新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修正其在学习经验建立、选择和组织问题上的一些具体观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