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解决重大结构性问题事关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是短期实现稳增长促转型目标的基础,更是长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过去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的代价已经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匹配,而这势必要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着力在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的前提下,优化产业结构以释放经济潜能。事实上,本文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实现的,环境规制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效的倒逼机制,内生于产业结构的资源约束对产业结构变迁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经济体的内在创新驱动对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关键意义。因此,本文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优化将会受到环境规制政策、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近年来,为有效配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调结构”和“稳增长”是各级政府部门对经济工作的政策导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新形势下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内在技术要求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政策环境。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否实现协同双赢?基于要素禀赋的结构优化视角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模式如何选择?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最优产业结构的形成机理究竟是怎么决定的?基于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动机,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创新驱动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回答这些重要问题构成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选题依据,因此本文将研究选题确定为“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的变迁、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业结构的动态变迁体现出资源配置流向的转移过程,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对环境规制约束的反应,企业将会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作为产业结构的内生变量,要素禀赋结构将会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显著影响。所以,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总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文献进行了详细述评,随后分别通过机理、模型和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探讨了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产业结构的动态和空间变迁特征,并反过来考察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所对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以及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思路和出发点问题；其次,通过对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双重优化动机分析,开发出一个能够付诸定量测算的最优名义增长率模型,对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定量测算,成功量化了中国经济运行中实际产业结构偏离最优产业结构的程度,为最优产业结构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可实证的理论框架；最后,根据要素供给者利润最大化的前提假设,推导并建立了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方程,实证研究了我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机制的差异性,从而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技术创新动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实践工具。本文核心章节的主要内容与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3章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考察了上述三种传导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并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上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并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双赢提供必要的政策思路和配套措施。第4章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广泛存在的“大力发展服务业”现象为分析起点,构造了包括要素禀赋、技术采纳在内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提出并论证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应以服务业效率改善为前提”的重要命题,并通过建立“0—1”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表示我国各省区的经济相关性,采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1998—2010年我国各地区要素禀赋、技术采纳与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有：(1)证实了省际间要素禀赋、技术采纳和产业结构变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各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是无规律的随机分布,而是依赖于与其具有相似地理特征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技术采纳战略；(2)要素禀赋越高的地区,服务业立体化扩张越加显著,技术采纳策略促进了服务业的平推化扩张；(3)中国服务业立体化扩张模式滞后,从结构优化维度来讲,服务业立体化扩张模式显著优于平推化模式。第5章通过对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要素供给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联合求解,推导出了一个关于三次产业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的方程。该方程的解释变量包括：各产业资本增长率、勒纳指数(即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的倒数)和资本市场随机贴现因子。另外,该方程还包含了三个待估计参数：各产业劳动产出弹性以及消费者的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我们基于1992--2009年三次产业消费、价格和收入的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三次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以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基于1996---2002年人均资本、人均产出等投入产出变量和受教育程度、制度、地理环境等技术非效率解释变量的省际面板数据,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估计了三次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随后基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沪深股指、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数据,采用GMM方法估计了我国全社会的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并据此计算了我国资本市场随机贴现因子。最后,我们基于产业层面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方程对中国在1992—-2009年间三次产业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和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各个产业实际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之间大致保持着同向变动关系,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我国的实际产业结构同最优产业结构之间也大致保持着同向变动关系,同样也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第6章在第5章的基础上,利用要素实际价格增长率、资本增长率、生产者价格控制能力或规模增长(以勒纳指数增量表示)和创新成本增加(用资本市场贴现率增量代表)等多个指标构建出一个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模型,接着采用1992—2010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相关数据估计了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然后基于VAR模型的Bootstrap似然比检验了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最后运用SVAR模型研究了三次产业各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要素实际价格增长率的提高对于三个产业而言均构成了技术创新的推动因素；资本增长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则因产业而异：从长期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资本增长率的增加都能够显著促进各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而第二产业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则会在长期内抑制该产业的技术创新；三次产业价格控制能力增加(勒纳指数增量越大),都会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也就是说本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Schumpeterian"假说；资本市场贴现率增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也因产业而异：资本市场贴现率增量的增加能够促进第一、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却会阻碍第三产业的技术创新。最后,我们基于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规律提出了培养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相对于已有文献,可能的贡献或创新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1)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和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三种传导机制,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分区域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结论指出根据不同区域选择符合本地区特征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2)构建了涵盖要素禀赋、技术采纳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在遵循比较优势假设下论证了最优服务业比重单调下降的结论。要素禀赋和技术采纳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认为,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未必是产业升级的方向,应当着力从提高产业效率的角度出发,优化资源的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3)基于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双重优化动机推导出的最优名义增长率模型率先实现了对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的定量测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的制定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和相应的可操作的产业政策工具。(4)将生产要素价格实际增长率、技术创新主体价格控制能力或规模增加(用勒纳指数增量代表)、资本市场贴现率增量和技术创新主体资本增长率等四个变量统一纳入到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决定方程,并利用Bootstrap似然比检验方法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