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总统与国会谁主沉浮一直是个争执不下的问题。即如威尔逊与洛奇在国联问题上的纷争如此典型，也只显露了美国外交争权的冰山一角。在两人的矛盾背后，分权制衡原则才是真正的主角。无论政治家个人具有多么强大的领导力和政治手腕，他们也要被宪法限制、为政党服务、受利益集团影响、为理念所牵引，并且在历尽种种纷繁复杂的斗争后，总统与议员终要通过行政、立法机构行使权力，而这些权力又会归宗于政治制度，接受分权制衡原则的定夺。威尔逊和洛奇在国联问题上的争端是随着两人对国联态度的转变而引起的。最初，洛奇与威尔逊对国联均持肯定态度，不同的是，威尔逊对国联的态度始终如一。而洛奇则在1917年初突然改变了初衷，认为美国参与其中会在国家间的拉锯中耗尽力气。在威尔逊将国联计划提交国会后，洛奇充分利用了他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职权，成功将国联计划拖延了两个月，使决不妥协派和保留意见派赢得时间对威尔逊的国联方案进行攻击。较之洛奇的积极进攻，威尔逊的应对策略则显得不够成熟，最终酿成了国联计划失败的苦果。在国联问题上的争斗，威尔逊与洛奇是关键人物，却不是引起这一问题的主导因素。行政、立法机构的矛盾是由两人引起，却又被宪法、党派、理念、机构价值观等因素左右。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府院之争都不会是单纯的权力之争，其中总会涉及形形色色的因素，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正因如此，行政、立法机构的外交权之争才总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不过，无论外交权之争表现得多么激烈，行政、立法机构也不会越界太远，斗争之后会尽量保持政治、权力上的平衡。行政、立法机构经过纷繁复杂的斗争后，仍能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应归功于美国的分权制衡原则，并且分权与制衡缺一不可。分权是防止滥权的保证，制衡则是防止权力分散的保证。美国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与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无懈可击，它同样无法根除政治中的徇私舞弊、也无法实行真正的广泛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