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商事留置权制度自2007年《物权法》至2020年《民法典》并无实质性的修改,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才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章通过案例实证分析作为切入点,归纳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存在的问题:1、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其他主体未能成为商事留置权适用主体;2、主债权与留置物之间牵连关系的限度不明,“持续经营”的界定模糊;3、否定商事留置第三人所有之物的留置权创设;4、与船舶留置权制度存在适用上的冲突。第二章针对商事留置权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的问题,通过探析“商人”概念替代“企业”概念可行性,尽管“商人”概念最终不适合替换,但其通过形式和实质条件来综合认定商事主体方式,为商事留置权的适用主体从企业扩张至个体工商户、规模农业经营户和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新的解决路径。第三章明确主债权与留置物之间牵连关系的限度,仍需强调主债权的产生和留置物的占有取得来源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持续经营活动,进一步解释和认定“持续经营”的含义及其所包含的经营行为种类,唯有符合特定的经营行为种类、主债权和留置物占有取得的原因,才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拟制的牵连关系。第四章讨论现行司法解释虽否定商事留置第三人所有之物,但在体系上仍对第三人主张返还被留置之物作出了限制,故从商事交易安全和保护信赖利益的角度出发,引入商事外观主义,将属于第三人所有之物被商事留置的原因纳入第三人风险支配和控制的范围,合理划分风险责任,在保护债权人“善意”留置行为的同时对商事留置第三人所有之物作出合理的优化适用。第五章厘清船舶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二者概念,尽管以船舶作为留置标的会产生请求权上的竞合,但商事留置权与船舶留置权并非完全的包含关系,实践中选择主张适用商事留置权或船舶留置权最终会引起受偿顺位之争,故船舶留置权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船舶留置权仅限于造船合同或修船合同中且受到“同一法律关系”的严格限制,二者还需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作为适用前提,兼顾二者受偿顺位即可解决二者适用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