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生殖健康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其内容涉及到生命各阶段的生殖过程、功能和系统,并已成为人类整体健康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下,流动人口作为新世纪居住地移动最为活跃的部分人口,他们生殖健康的需求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工作、生活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研究在于了解外来女性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情况以及她们生殖健康需求及服务的利用情况,并探讨影响其生殖健康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望能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并改善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研究方法课题研究以行为科学和健康教育的一些经典理论学说为基础。以“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制定”为研究路线。在武汉、广州、重庆三市对来自于全国各省市、地区、县的16-49岁流动人口和三市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生殖健康服务机构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与业务人员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线调查。定量资料是通过“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问卷”(四类人群)获得。其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服务利用及可及性等:定性资料通过访谈、专题小组讨论、选题小组讨论、收集典型案例和有关的政策文件等方式进行。采用Foxpro6.0建立数据库,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3、SPSS12.0和LISER8.70等软件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对应分析、定性资料的排序归类分析、案例评价以及PEST等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具有特殊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构成年轻,20-40岁者占了绝大多数;文化贫困,68.9%的未婚女性和82.2%的已婚女性都是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就业领域均以商贸餐饮业、工厂及社会服务业为主,工作时间长且强度大;居住结构多以租房和住集体宿舍为主,居住条件简陋;经济收入不低,但缺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并且一部分收入要向农村家庭转移。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有关经期、孕期、围产期、避孕、节育等相关知识贫乏。尤其是未婚流动人口,“对月经期最易受孕时间”的正确回答率仅有14.2%,仍有19.8%的未婚女性不知道任何一种科学的避孕方法,有39.1%的未婚女性说不清楚人工流产的危害性。女性流动人口对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知晓度普遍处于“听说”状态,对这些疾病的传播途径、危害程度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女性流动人口对以上各知识的正确了解程度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而增高。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传统的“贞操观念”正发生着变化,有50.0%左右的女性对婚前性行为持同意或中立态度;有72.4%的未婚女性认为有必要避孕;有90.6%的已婚女性对目前所采取的避孕方法持“支持”态度;有41.0%的已婚女性和69.3%的未婚女性不能判断“长期购买避孕药具进行避孕”和“怀孕后用一次性人流解决”哪种行为更经济;有81.4%的已婚女性认为应该对未婚青年提供避孕咨询服务,未婚女性的需求态度更明显,并且越有自主权的女性,越赞同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咨询服务;有48.1%的已婚女性对目前性生活满意,性生活满意度与伴侣对自己的关心程度之间有关联性;女性流动人口在性生活方面的自主权力随文化程度的增高而增高;80%以上的女性流动人口对艾滋病及其患者普遍持有一种恐惧感和排斥感,已婚女性随着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其在态度上歧视艾滋病人的比例就降低0.323倍;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已婚女性认为有必要进行婚检的比例增加;女性流动人口对“假设患性传播疾病后治疗机构的选择”偏好到正规的大医院就诊治疗。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已婚女性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不高但就诊率较低,有1/3左右的女性有妇科疾病但却从未去医院检查;已婚女性最主要的避孕措施为放置宫内节育器(占52.5%)和输卵管结扎(占21.8%),有1/3左右的已婚女性避孕措施的采取还依从于计划生育干部的要求,她们自主选择科学安全的避孕方法的比例随文化程度的增高而增高。调查中有20%的未婚女性自述曾有过性生活,她们主要采用安全套和安全期进行避孕;已婚女性流动人口人工流产率是36.1%,未婚女性是3.4%,她们选择人工流产的机构主要是区级和乡镇医院;已婚女性流动人口婚前体检的比例只有50.8%,文化程度对她们婚前检查的影响呈递增趋势;已婚女性的平均孕次、产次、孩子数随着文化程度的递增有递减趋势。调查中,只有23.8%的已婚女性在打工本地怀孕,而且有一半的人选择回老家分娩。有30%左右的已婚女性怀孕后未做过产前检查;有3/4以上的女性流动人口不知道现居住地有免费提供避孕药具或性健康教育的场所,未婚女性的比例更高;分别有3/4以上和4/5以上的的女性流动人口反映从未得到所在社区或单位所提供的免费避孕知识服务和免费避孕药具服务;仅有9.0%的已婚女性和2.0%的未婚女性对所在社区或单位所提供的免费避孕知识服务很满意,有8.0%的已婚女性和1.4%的未婚女性对所在社区或单位所提供的免费避孕药具服务很满意。而有50.0%左右的已婚女性和2/3以上的未婚女性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选择了“不清楚”;女性流动人口对所期望得到的生殖健康知识和获取途径与其一般社会经济指标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未婚女性所表现出的生殖健康知识需求范围更为广泛,并渴望得到生殖健康体检和获得免费(低价)的避孕药具。影响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及利用的主要因素有:各种内因和外因的结合造成了她们缺乏主动利用生殖健康服务的动机和行为;由于该人群流动性大且逃避管理的行为,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全、部门间协调程度不够和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信息系统的不完善,加大了供方主动为她们提供服务的难度;城乡二元体制和归位管理的方式造成城市生殖健康服务的人力资源匮乏,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成本补偿严重不足,导致供方缺乏为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动力。研究结论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具有特殊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该群体多为青壮年(20-40岁),正处在最佳的生育和劳动年龄;文化贫困突出;流动性大且居住环境简陋而不稳定;就业领域狭窄且工作辛苦;心理上存在“背井离乡”的感觉。这些特征成为影响她们生殖健康需求及服务利用的内在因素。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贫乏且自我保健意识薄弱,再加上她们性道德观念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逐渐改变,导致外来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婚前性行为、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率增加。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缺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就医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高以及信息的不通畅和不对称,造成她们在城市的基本卫生服务利用和生殖健康服务利用不足。她们在城市的住院分娩、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健康教育获得率等都低于户籍人群。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目前城市妇幼保健工作所采用的人口“归位”管理的管理方式与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所特有的流动特征相悖,使得对外来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实行定位服务和连续服务的难度加大。受国家政策、管理、操作层面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内在因素的综合影响,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群体(女性流动人口)在生殖健康供给与服务利用上处于弱势地位。为她们提供基本生殖健康服务应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政策建议1.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尚不能发生根本变革的前提下,逐渐将目前建立在“归位”管理基础之上的户籍管理制度转到身份管理上来,从体制上解决资源随人口流动而移动的问题;2.逐步加大财政制度的改革,建立为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筹资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管理体制,以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的实现;3.建立外来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管理体系和融于社区的生殖健康服务网络;4.完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管理制度和相关法规,并加强政策实施和执法监督的力度;5.建立“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和服务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和针对性,争取流动人口对生殖健康服务的理解和支持;6.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共享以促进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解决跨省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信息交流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