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进步使得共享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基本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共享经济为我国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共享经济分享闲置资源使用权的消费理念,既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多次被列入党和国家的顶层战略规划,也预示着其将会成为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当前,共享消费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其中虽有涉及到个体心理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部分变量而缺乏完整性,并且很少有学者尝试解释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距问题。而关于政府监管治理共享经济的过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略了将政策干预因素与个体行为归因进行联系,导致共享消费行为的政策干预路径和策略效果缺乏有效性和持久性。本文借鉴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经典理论,采用实证研究、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探索消费者参与共享经济的行为机理的同时,基于共享消费行为归因构建政策干预体系,进而为政府引导消费者参与共享经济,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归纳如下:（1）构建了完整的共享消费行为形成机理模型。首先,共享消费具有很强的计划性,计划行为理论适合作为模型的主体框架;其次,与共享消费理念相契合的价值观是促成消费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因素,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中的价值观变量作为研究的起点,可以检验消费者的文化属性和潜在动机;再次,共享消费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兴起,技术接受模型对于接受新型消费模式的研究具有独特优势;最后,感知风险的存在会给共享消费带来不确定性,引入这一符合消费情境特征的变量能够探究其负向影响机制。结合以上共享消费的特征,本文基于四个经典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了综合的理论模型。（2）开发了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及共享消费场景的问卷量表。本文借鉴国内外经典量表进行量表开发,并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包括节俭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在内的消费者价值观使得人们认可并接纳共享经济,其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易用属性和实用价值也会刺激消费者的积极情感,在群体参照、社会氛围以及潜在风险感知的影响下,催生出消费者的共享消费意愿。在评估自身消费能力和资源条件后,消费者会施行相应的共享消费行为。（3）探寻了造成共享消费领域“意愿-行为”差距的原因。现实生活中人们并非时刻追求效用最大化,基于有限理性和降低认知努力的期望,人们会下意识地重复其过去的行为。因此,本文将非理性变量——消费习惯引入模型作为意愿与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消费习惯在共享消费意愿向共享消费行为转化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消费者原有的消费习惯越稳固,面对较为陌生的共享经济时,越容易出现意愿与行为的差距。（4）全面探索了共享消费行为的深层归因和作用机制。除了个体心理因素意外,市场、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对消费者行为造成影响。本文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共享消费行为归因模型,并得出以下结论:共享消费行为是由个体内部心理意识以及社会外部参照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情境结构变革是共享消费行为的驱动因素,通过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成本和收益直接影响共享消费行为;同时,情境结构变革也会对个体心理意识和社会参照规范起到间接的调节作用。（5）共享消费行为的政策干预变量多样,以多路径方式嵌入到各个阶段对行为进行干预。围绕着消费者参与共享经济的全过程,本文建构和发展出共享消费行为的政策干预体系,综合运用宣传教育、经济激励、政策法规等政策工具,从三个层面提出了共享消费行为的干预策略,具体包括基于个体心理的干预策略、基于情境结构的干预策略、基于个体行为的干预策略,并且这些策略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政策效果。（6）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共享经济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通过学习国外成功的共享经济治理经验,为我国政府推动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以下启示:宣传上要立足于共享经济的初衷,进行共享经济的价值、理念输出;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减少共享消费过程中失信行为的发生;创新政府监管模式,与共享经济平台等参与方一道实现协同治理、科学发展。综上,研究个体消费心理及其行为形成,走微观路线;探索政府政策干预路径和策略,走宏观路线。本文通过综合性的研究框架,从微观层面出发为完善政府干预路径和优化政府干预策略提供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既符合中国特色文化背景,又贴近中国共享消费市场的实际情况,拓展了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视野,在现实和理论层面均有一定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