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是国家监督的核心内容，行政监督制度创新是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环节。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有关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行政监督委托代理关系及其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说来，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　　第一，构建了我国行政监督委托代理关系的博弈模型。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委托代理关系和权力寻租相关理论，在对行政监督委托代理关系的双重博弈模型——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博弈模型和官僚体制内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关系的现状和特征，构建了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委托代理关系的结构模型，提出并论证了我国行政监督委托代理关系创新的目标模式等。　　第二，发现和破解了我国行政监督创新中的三重依赖路径。本文在对我国古代行政监督变迁进行历史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主义有关路径依赖理论，概括和论述了我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变迁过程形成的三重依赖路径，即:“人治”与“法治”并存、独立性和依附性并存、公开性与神秘性并存等。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建国以来我国行政监督创新现实，提出了新形势下如何避免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创新陷入低效锁定三条具体路径，即在保持行政监督权力来源至上性同时，必须警惕行政监督权的泛化;在推进行政监督法制化同时，必须防止非制度化的“潜规则”成为支配性力量;增强行政监督的公开性，消除行政监督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等。　　第三，提出了当前和未来我国行政监督创新的发展模式。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有关制度创新模式选择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创新模式的利弊及其影响因素，论证了当前我国行政监督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创新相结合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日益崛起，公民和社会力量成为制度创新主体的条件将逐渐成熟，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创新模式将最终成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乃至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