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右派”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产物。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无辜受难长达20余载。因此,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右派形象,便与社会政治及创伤记忆密切相关。新时期之初,右派作家笔下的右派形象主要呈现出革命化、英雄化的倾向,他们所经受的苦难被视为成长的进身之阶。这种带有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色彩的策略性言说遮蔽了历史的原初情境。1980年代末以后,当文学的载道功能减弱,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控制进一步松动的时候,右派亲历作家中的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在文学创作中摘掉了曾经笼罩在右派形象上的虚饰光环,将历史灾难以及个体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书写出来,力图还原真实、问难历史、警示后人。同时,这一时期非亲历作家的加盟,使得右派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第一章论述了右派作家王蒙所创作的钟亦成以及钱文等右派形象。《布礼》中的钟亦成是1980年代语境中坚强不屈的右派革命者的代表。其特质是忠诚与坚韧。相对于钟亦成的完美,进入1990年代以后王蒙所创作的《失态的季节》中的右派形象钱文则显得相当狼狈。钱文周围的那些曾经坚定不移地从事革命事业的右派分子,也在失态的季节中暴露出各自的卑琐。王蒙在将创伤记忆复现的同时,以一种向日常生活撤退的方式来抚慰心灵。他与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日常生活的看法有很大区别：前者把日常生活当做疲倦之时憩息的家园,后者则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的原点。另外,王蒙还借助于传统文化中道家的逍遥来化解历史之痛,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问难历史的深度。第二章论述右派作家张贤亮笔下的右派形象许灵均和章永磷。新时期之初,张贤亮创作了小说《灵与肉》。主人公许灵均虽然一度被打成右派,但在平反后以感恩苦难的方式抚平了历史灾难留下来的伤痕,并为时代注入了信心和力量。1980年代中期,张贤亮又在其系列小说中创作了右派形象章永磷。由于出身于资产阶级,被打成右派的章永磷内心充满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灵与肉都经历了艰难的挣扎。他的获救之途,来自劳动,来自人民,来自英雄主义的召唤。当章永磷被平反并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他将“苦难的历程”视为一种成长中的磨练,其内在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趋于一致。自1980年代末起,张贤亮笔下的右派形象变成了痛恨历史灾难的历劫者。在其小说《习惯死亡》中,章永磷的“苦难历程”造成了他精神上的毁灭,创痛之深,无可拯救,并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堕落。将《习惯死亡》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相比较,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前者通过右派形象的精神毁灭谴责了政治运动,后者在叙述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之后,又进行了关于普世价值的思考。第三章论述右派形象从理想化、英雄化到真实常人的嬗变。在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右派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新中国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的创作方式。这些右派往往身兼“落难者”与“英雄”的双重身份。虽遭政治劫难,却能够以品格的坚韧来抵御邪恶,以言行的刚正来扫除阴霾,以道德的纯净来坚守光明。到1980年代末,历史灾难给作家留下来的创伤记忆开始以真实的面目浮出地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右派作家从维熙,他改写了以往右派形象塑造中的英雄化创作方式,以纪实的笔触来描绘右派生活的困窘与卑微。在其“去英雄化”的真实常人的书写中,发出了“知识分子为何没有风骨”的历史之问。但是,与同为“大墙作家”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相比,从维熙在考量历史的深度方面仍存在着“五七”作家共有的缺憾。第四章主要论述1990年代以后非亲历作家笔下的右派形象。在消费时代到来之时,“五七”历史几乎被大众遗忘。此时,仍有部分非亲历作家对于“五七”特别关注,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所指的并非某一个体,而是亲历“反右运动”的一代人,小说通过对真实历史的探寻,颠覆了叔叔在复出之初所营造的虚幻镜像。尤凤伟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中的主人公右派周文祥,终因软弱而难逃吃蛇一族的命运,然而他却能够坚守爱情,并以“苟活”来见证了历史的灰色记忆；冯俐则有当年北大林昭的影子,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恪守道德的清白,成为殉道者。《乌泥湖年谱》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方方以从容不迫的语言,书写出父辈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的风暴中精神大厦坍塌的可悲境遇。总体来说,这些非亲历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审父”的色彩。虽然“审父”的态度并不相同——但无论是颠覆的决绝抑或理解的温情,都是对父辈所遭受的历史之难的独特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