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事件,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80多年前这一次由泰戈尔访华引发的涉及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博弈和交流,至今仍然为学术界高度关注,并对其说法不一。有说是因误解而起的“一场不欢而散的聚会”,也有说是当时各方势力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一个导火索,更有人称“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以泰戈尔访华为中心”。本文试图通过对泰戈尔访华事件的真实回顾,说明泰戈尔来华本是一次正常的文化之旅、友谊之旅,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才最终使其演变成思想文化界争论的一个“靶子”。泰戈尔是世界文化泰斗,20世纪初期他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并以其独有的魅力备受喜爱,介绍者、模仿者不计其数。这股“泰戈尔热”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达到顶点,一时间中国上下“唯泰戈尔是谈”。在访华的50天的时间里,泰戈尔从南到北,遍游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城市,先后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几十次。在这些演讲中,泰戈尔一方面回顾和歌颂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伟大友谊,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另一方面大力宣扬他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远远高于物质文明的保守主义理论,希望中国人民不要为物质主义所降服。在演讲中他也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认为科学的无限发展,“抑制了人类的精神”,而人类精神被抑制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没有人性的力量的世界”。对于泰戈尔的来访,中国社会各界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关注。从普通学生到著名学者;从一般市民到政治家;乃至末代皇帝溥仪都汇入了欢迎者的队伍,其中梁启超、徐志摩、胡适是最有代表性的。在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泰戈尔访华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猛烈的反对和尖锐的批评,反对泰戈尔的主要是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沈泽民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干将。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访华及讲演的不同反应,既是五四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的延续,同时又引发了新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作为享誉世界的大作家,为友爱而访华的泰戈尔,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呢?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24年前后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激烈。在中国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泰戈尔到处宣传用友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思想和空玄的人类第三期世界,很少涉及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思想受到当时以革命救国、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反对也就是自然的。其二是政治态度上的偏见。陈独秀等人怀疑泰戈尔是“玄学派”从印度搬来的救兵,带着有色的眼睛从政治的角度反对泰戈尔,他们的不少反对,与其说是针对泰戈尔,不如说是反对欢迎泰戈尔的“玄学派”。其三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待外来文化急功近利的心态。借用徐志摩的—句话,“我们相信你的出现会给定个黑暗、怀疑和烦燥动乱的世代带来安慰、冷静和喜乐。也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伟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可泰戈尔并不是“活神仙”、不是“救世主”。其四则是因为对泰戈尔的误读,这种误读,既有以偏盖全,更有各取所需。由于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影响,泰戈尔1924年的访华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但它对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国新文化的影响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