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早期形态,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被广泛关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然发展为多种商业模式,并渗透到了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在促进经济繁荣、推动世界贸易发展、提升全球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国际税收规则在数字经济时代陷入困境,而税收管辖权理论更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具有协调各国税收管辖权、避免乃至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重任,并影响着各国在税收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灵活性与复杂性的增加使得交易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联系越发薄弱。数字经济的无形性与可移动性等特征愈加显现,企业通过通信技术可以便捷地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商业活动,这使得源于传统经济时代的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逐渐模糊,甚至消失。譬如,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隐匿性、流动性使得居民身份认定困难,常设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的认定也遇到难题。目前各国的措施都基本集中于弥补既有规则的漏洞,然而这种对税收管辖权规则的“修补”措施,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背景下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税收利益的流失情况更加突出。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收规则的巨大挑战已被世界公认,针对这一现象,国际组织与各国学者都提出了解决方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或OECD）于2015年发布的《BEPS行动计划》最终报告以及2019年10月发布的《向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交的税务报告》中可以看出,目前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就税收管辖权划分问题得出结论性的一致意见。同时,经合组织仍然坚持建议各国沿用常设机构原则,并就该原则进行修订,试图不断完善“显著经济存在”（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这一新的关联度规则。在梳理经合组织的方案之外,本文还就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最新国际经验进行了介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在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中国同时具有数据价值实现地和来源地的双重角色,应当抓住机遇,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税收法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我国应当在完善税收原则,健全立法的同时改进税收体制,积极地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管辖权问题,从而切实维护我国的税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