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最为基本的权利—生存权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以保障公民私生活安宁为目的的隐私权日益受到重视。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美好愿望同现实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人类迈入“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之下,人的隐私权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相较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与隐私权具有同等价值的人格权,我国刑法并未明确隐私权的独立保护地位,对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只能依托于其他罪名进行间接保护,而这种间接保护模式使得隐私权得到保护只是“中奖式的幸运”,在多数情况下刑法对侵犯隐私行为选择了放纵,造成近年来隐私侵权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而民法和行政法虽然对隐私权给予了直接保护,但仍然存在固有缺陷导致违法成本过低,无法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等问题。在面对侵犯隐私行为损害他人生命健康、名誉、财产等严重后果时,有必要将隐私权直接纳入刑法保护法益,设置专属罪名予以直接保护。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的人权保障与安全保障这一原生矛盾冲突日益加剧,一旦处理不慎,刑法要么变得过于激进而成为社会控制法,要么趋于保守无法满足人的生存条件。刑法是为保护法益而生,这也是其存在的理由。犯罪的实质是法益侵害性,而法益的确立是刑法发动的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就在于其对法益保护的正当性。通说观点认为法益作为生活利益,法益的正当性在于法益是以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依据,隐私权在我国宪法中虽然并未明文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宪法未规定并不代表不保护,通过宪法解释可推导出隐私权应为公民基本权利,进而有机会成为刑法保护之法益。法益除了具有宪法的形式外观外,也具有价值之维,为了限缩国家刑罚权,法益要接受利益衡量,只有当保护的法益大于牺牲的法益才能认为刑法发动具有正当性。刑法保护隐私权会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将两者进行利益衡量,隐私权优于言论自由权,所以将隐私权直接纳入刑法保护法益既具有宪法根基,也符合利益衡量原则。加之域外国家存在将隐私权纳入刑法直接保护体系的先例,这为我国刑法直接保护隐私权也提供了经验可循。因而将隐私权直接纳入刑法保护法益具有可行性。解决了将隐私权直接作为刑法保护法益的理论障碍后,需增设新罪加以刑法保护,在对域外国家隐私权刑法直接保护所采用的单一模式和复杂模式进行比较后,结合我国实际,我国宜通过设置单一罪名—侵犯公民隐私罪以实现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参考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目的,以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进一步明确侵犯公民隐私罪的保护法益为公民的私生活安宁权,即主体享有的私生活领域免受不当侵扰以及免于纯粹的精神伤害的权利。最后从阶层化犯罪论体系出发,以违法性和有责性为两大支柱明晰侵犯公民隐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确定其法定刑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