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在20世界70年代以前主要体现为采纳被害人的性品格证据,导致美国的性犯罪居高不下,性犯罪案件逐渐攀升,并且致使被害人遭受来自社会以及司法审判的偏见,被害人的名声、隐私以及心理受到极大的损害。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证据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美国联邦和州逐步形成以排除规则为主导的理我规则作为补充的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即强奸盾牌条款,本文即结合强奸盾牌条款,系统研究美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第一章重点研究美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的基本理论。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的内涵进行探讨。其次该规则所依据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最后对美国性犯罪中被害人的性品格证据的立法概况进行研究,根据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70年后的美国的强奸盾牌条款与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内涵基本一致。在美国性犯罪居高不下以及女权运动不断兴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有关强奸盾牌条款的立法模式,可分为五种模式:法定例外模式、法官裁量模式、宪法兜底模式以及证明目的模式以及混合模式。在不同模式下,强奸盾牌条款立法呈现不同的立法特点。第二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探讨美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的构成,主要包括被害人性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规则。在性犯罪中,美国联邦和州主要排除被害人先前的性行为证据以及性名誉证据。文章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可以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司法的公正性,避免法官和陪审团对被害人存在偏见,从而影响公正审判。除了排除规则之外,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也存在例外规则。美国联邦和州对通常认为用来反驳物证的被害人过去的性行为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性行为证据具有可采性。而例外规则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维持控辩双方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告人被诬告陷害。第三章则主要考察美国性犯罪中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的司法适用问题。结合美国具体判例,总结出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呈现部分严格适用而部分扩大适用的特点,并且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州及其判例对其司法适用程序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探讨性犯罪中美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对我国相关证据规则完善的启示。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的确立一方面可以解决我国性犯罪应证明难而导致的立案难问题;另一方面在于强化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协调性,为被害人性品格证据在我国司法上的应用提供立法上依据,同时消除司法上对被害人的偏见。我国确立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应先明确其价值基础,在具体设计上倾向于排除被害人的性品格证据,但应保留部分的例外规定。我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也需要程序上保障,因此应明确被害人性品格证据出示程序、审查程序。总之,我国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的完善应从实体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角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