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相互交织的时代大背景下,加强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之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外语人,我们应时刻保持世界眼光,发挥自身优势,在对外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的历史洪流中发光发热,在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征程中贡献力量,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战略传播体系的探索中,结合学科特点与研究方向建言献策。在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想要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实效性和亲和度,就要重视相关的工作,努力落实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以及分众化表达。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依托外宣翻译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和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己成为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可以起到铺路架桥的纽带作用。外文出版社围绕构建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所编译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研究活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收录我国国家领导人讲话的专辑,涵盖了中国当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部子集,是国际社会解码中国的一把钥匙。中韩两国作为友好近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数千年的交流史,中国面向韩国的外宣翻译自然占据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学界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和学术探讨大多以英语为主,但若想打造有质量的对外话语体系,包括韩国语在内的多语种外宣翻译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中韩外宣翻译文本在数量上呈现增长态势,但与之有关的学术研究仍属空白,亟待研究。本论文以外宣翻译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为依据,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朝文版和韩文版两个译本为例,建立平行语料库,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中韩外宣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出其翻译原则,并从政治、文化和修辞三个方面入手,针对不同层面的外宣文本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归纳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韩外宣翻译模式。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目前我国的外宣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译英、中译俄、中译日等方向,中韩外宣翻译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非常匮乏。本论文中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为中心,探究中韩外宣翻译,能够完善我国的外宣翻译研究。第二,研究过程中以两个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两个译本的对比考察,分析两个译本的异同点与中韩外宣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对今后开展类似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的文本类型理论和翻译目的论为中心,提出四个中韩外宣翻译的原则,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宽了中韩翻译研究的思路,丰富了中韩翻译研究的理论,并对中韩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中韩外宣翻译理论应遵守忠实性原则、政治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忠实性原则要求译文不仅要忠实于原文信息,也要忠实于原文风格;政治性原则要求译者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严肃性;文化性原则从社会与观念文化、地域与宗教文化分别入手,强调对外宣传工作中的文化外宣;可接受性原则要求译者应注重受众的感受和信息需求,以受众习惯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进行中韩外宣翻译。第二,从政治上看,中韩外宣翻译的过程中,因两国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无法理解的词汇,我们可以采用归化的策略使译文读者可以更加有效地理解并接受译文文本,而由我国提出的特色政策和制度应采取异化的策略,以达到政治外宣的目的。中国特色的词汇的翻译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释译法,为译文加上译注或加以阐释,这样不仅可以保留原文的形式与文化内涵,还可以清晰明了地解释出译文读者难以理解的部分,从而达到较好的外宣翻译目的。第三,从文化上看,中韩外宣翻译中对于富含文化背景与典故的词汇,直译的方法有可能让译文读者不知所云,所以对其文化缺位的部分应进行释译;成语与谚语的翻译中较为简单的文化用语可以进行直译,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使中华文化真正的“走出去”,而难以解读或容易造成歧义的用语可以进行意译,将其内涵表达出来,另外如果在译入语中有和原文相似的表达,我们可以采用套译的方式,让读者产生共鸣,从而提高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而诗词和典故通常含深层次的背景与故事,我们应在传达其内涵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原文的修辞形式,尽力追求其形美与意美。第四,从修辞上看,本文中含有丰富的修辞手法,包含了比喻辞格、排比辞格、反复辞格、对偶辞格、设问辞格和层递辞格等。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不仅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更带有强调内容的作用,在外宣翻译中我们应结合上下文,正确选择各种修辞手法所适用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可以更好地接受并传播,以达到外宣翻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