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矛盾高发期,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无论是维权型或泄愤型群体性事件,责任首先在政府。当前地方政府的施政理念,值得反思。群体性事件又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特征。当事人不再是为了维护被侵犯的权利,而是对应得权利产生了过份想像,借“闹”的形式,要挟政府。选题的意义正是针对这些新特点,研究政府如何实现对群体性事件从应急向事前过渡,并通过创新,从根本上杜绝发生的可能性。本案例研究的对象为K市发生的出租车罢驶事件,通过对K市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全过程的详细分析,研究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政府在应对这一事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的内容主要为K市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的背景及事件经过,以及其蔓延的情况,相关政府部门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态度、措施以及所取得的效果,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方法、访谈分析方法以及对比分析方法。K市出租车罢驶事件本质上并不是出于维权,而是其他城市罢驶事件带来的示范效应。K市充分掌握舆情,积极回应诉求,迅速平息了事态。从治标层面上讲,政府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去做,关键是要从应急向事前管理转变,成立有力的舆情监管部门,建立沟通机制,借助情绪管理等手段防范未然;从治本上讲,必须通过转换思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策的营销者,通过不断的双向选择,建立起某种如品牌效应的互信联系。要通过全覆盖的渠道策略,借助真实有效的信息、数据,运用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打造品牌政府,达成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谅解与宽容,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和谐。在出租车罢驶事件中,所有城市几乎不约而同采取了与重庆一样的处置形式,如对话沟通等,显示了对民生的高度重视。但无一例外都作出了越过底线的妥协,这些妥协的恶果是对按“闹”分配的鼓励。其后大规模罢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可以作为佐证。惟一的借鉴意义即是必须彻底转变这种处置方式。打造品牌政府,降低有效信任才是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