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突破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该比例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至201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0.06％，规模达到13755万人。在老龄化社会的当下，一方面，目前社会呈现较低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我国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那一批人也将于十年后依次步入老年阶段，因此我国老龄化趋势将极有可能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2015年人均GDP仅排在世界第80位，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并且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长呈现出疲态——未富先老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将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广覆盖、低水平”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家庭养老自然成为关注我国老年人福利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而随着时代变迁，在我国，父母与子女共居的传统养老方式正面临挑战，越来越多经济独立的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因此，经济支持成为家庭养老最主要的内容，进而，经济独立子女向未共同居住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动机便成为决定我国家庭养老状况的最关键因素。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的基线数据，分别建立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来估计经济独立的子女家庭向未共同居住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规模大小的方程，并以此判断当下我国自下而上代际转移的动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讨论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适当的工具变量对此问题加以解决。　　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普遍存在利他主义动机，这意味着“广覆盖、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对提升我国生育率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增加经济支持的规模，这意味着父母投资于子女教育、帮助子女提升受教育水平是有利可图的，同时说明子女出于报答父母对其教育的支持而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现象或许是普遍存在的;第三，父母曾经向子女提供大笔财物的行为不会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父母给予子女的大笔财物的规模越多，反而越不利于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这意味着子女为报答父母曾给予的大笔财物而向其提供经济支持的现象并不普遍;第四，父母向子女提供的照看孩子的服务能显著提高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增加经济支持的规模，但此现象源于交换动机还是报答动机需进一步验证;第五，父母可遗赠的房产价值对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行为不产生显著影响，而可遗赠的金融资产对子女向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极有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这意味着子女为在遗产继承中获得有利位置而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现象并不普遍存在，因此“以房养老”保险的市场遇冷并不能从“父母以房产为筹码而从子女处获得经济好处”的角度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