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严重的金融化趋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原因之一是过度金融化带来的虚拟经济。在我国,近几年实体企业纷纷降低经营性资产投资,大量的资金流入金融业、房地产业,加速了虚拟经济的扩张步伐,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现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运行特征。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三大业务的交汇日益频繁,并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金融形态——“数字普惠金融”,它实现了传统金融模式的转型,逐渐成为中国现有金融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数据和信息技术赋予数字金融普遍价值,为投资者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因此,数字金融也被称为数字普惠金融。已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涉及网络信贷、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等数字金融服务和产品,对经济绩效具有多维复合影响:宏观层面,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覆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逐步形成,转变了传统信贷业务模式,跨越地理边界匹配供需,从而引入更好的定价系统,以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微观层面,互联网与金融业的紧密结合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了企业投融资渠道,吸引资本投入实业。上述影响必然会反映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比例,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企业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挤出实业投资?还是抑制企业资金流入金融领域,促进企业提升经营性资产的投资比例呢?这其中具体的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沪深两市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并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基础,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以及债务融资成本在数字金融影响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首先,界定相关概念,梳理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确定研究方向,根据“投资替代”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基础理论,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其次,建立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债务融资成本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实证模型,进行充分的多元回归分析和具体机制检验;最后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尽可能排除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改变回归模型、剔除部分影响因素、改变核心解释变量口径以及Bootstrap检验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尽可能提升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在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效用,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降解至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层面发挥了显著的抑制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增强了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拓宽了投融资渠道;（3）影响机制检验后发现,债务融资成本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降低金融资产投资比例的作用部分是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实现的;（4）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显著,能够矫正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地域错配”问题,在禀赋较差的条件下展现出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显著抑制性,呈现了较好的普惠性特征。因此,文末建议政府应加强对数字金融的支持力度,引导和规范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升区域的金融普惠性,尤其是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逐步建立数字化监管;企业层面应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抑制管理层的金融投机行为,加大实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