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问题意识是,通过考察佛教特别是南宗禅启发王阳明建立心学的内容及其程度,来为鸦片战争以来背负着“灵根再植”命运的中华文化提供一个异质文化成功交融的借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在不违背佛教义理的条件下,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即是吕澂所概括的“心性本觉”。南宗禅是这一心性论的典型。在与南宗禅“心性本觉”心性论的对话与抉择之中,朱子学和阳明学分别确立了自身“心性本寂”和“心性本觉”路向的心性论。阳明之所以能主张“心性本觉”路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工夫重在剥落私心物欲,树立廓然大公的善良意志。如果把象山心学和白沙心学都看作“心性本觉”心性论,那么阳明心学的心性论因其侧重下学而上达、即用以达体的工夫论,而成为心学内部心性论的一种新范式,其下学上达是继承了朱子学,而体用关系则是受南宗禅启发。此外,良知本体知善知恶的设定,当亦是受到儒学和禅宗的双重影响。“心性本觉”的心性论建立在心体与理体为一的基础上,后来阳明用良知这一概念统合了心体与理体,并使其亦具有“有”与“无”两个面向,为境界上的有无合一建立了本体上的根据。这受到了佛教“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道家人心混沌的启发。同时,良知的这两个面向也为敬畏与洒落的实现奠定了本体上的基础。再加上良知本是体用一如的,因而阳明心学能同时实现本体和发用上的敬畏与洒落,而朱子学只能于发用上实现敬畏。就这两点而言,阳明“心性本觉”心性论更成其为一种新范式。心性论模式上的相似,使阳明心学能够在凸显根本宗旨、处理心物关系以及工夫的内转三个方面受到了南宗禅的影响。中国文化向来重视身心修养实践。在此文化氛围中,南宗禅不注重烦琐的名相分析和复杂的理论说明,大唱顿悟法门,取消先定后慧的工夫阶次,直接追求开悟,凸显了佛教求解脱的宗旨。而阳明心学取消先知后行的步骤,主张知行合一,将朱子提出的“过于剖析”的多种工夫打并归一,确立了易简之学,而且非常强调立志的重要性。针对困扰自己的“格物”难题,阳明通过对“物”的意向性解释,使其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点上,唯识学对见分、相分的设定和禅宗主张的“心物一体”很可能启发了阳明。佛教与儒家之修行,都有外在的规范,也有内在的努力。但南宗禅与阳明心学使修行工夫完全内在化,站在佛或圣人的高度将外在的戒律、经典、圣人等均用心的状态来解释,确立了最为高明的修行路数,也为两种学问走向其反面埋下了伏笔。最后,在境界论上,阳明“无善无恶”的境界很难说“主要”受了南宗禅的影响,道家道教和先秦儒学中也有“无”的精神传统,从阳明自己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三家的思想资源。本文之所以要对先秦儒家和道家道教稍作考察,是为了更准确把握南宗禅对阳明建构心学启发的程度,防止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