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地类型逐渐趋于多样化，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发展主导因素不同，探寻不同类型旅游地的驱动力机制对于旅游理论研究以及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家及其作品凭借其个人魅力以及作品的优美意境赢得了众多读者的亲睐，与文学家及其作品相关的地方成为读者向往的圣地。文学旅游地成为众多旅游地类型中重要的一种，关于该类型旅游地的探讨相对较少，对其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将这一时期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称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具体到文化地理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其核心内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到其分析体系中，其主要的分析单元是文化景观。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依据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于1986年提出的“文化环”理论模型(the Circuits of Culture Diagram)作为理论分析工具，选取凤凰古城作为典型案例地，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凤凰古城被作为文本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具体分为三个章节，即文本的生产、文本的阅读者和文本的阅读，展开主体论述。 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沈从文及其文学作品中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的“湘西世界”、当地开发者所构建的“媒介中的凤凰古城”与旅游者的“口碑中的凤凰古城”共同构建了“想象中的凤凰古城”，即待阅读的“凤凰古城文本”。其中，沈从文及其《边城》等文学作品中所构建的“湘西世界”是整个构建过程的基础，是构建凤凰古城文本的雏形。 作为文本的阅读者，旅游者在文学旅游地的构建与重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联系整个过程的重要纽带。一些被访游客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文学朝圣者的特征，都有着对沈从文及其《边城》等文学作品的喜爱。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对于文学旅游地的知名度提升、形象塑造以及旅游者出游决策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到影响不同的影响因子和影响程度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非物质层面的吸引即基于想象的吸引要高于实体物质层面的吸引。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得出，文学因素与性别和学历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到沈从文和《边城》对女性游客相对更有吸引力，但关系并不是十分明显；与年龄和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不同性别和风格的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旅游地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对游客具有相应影响，表现在所吸引的游客群体类型、游客特征、旅游行为和旅游体验等方面。文学旅游地成为旅游地不是单纯的依靠文学因素的吸引，而是和遗产地所包含的其它吸引因素的组合。文本的阅读部分主要探讨了凤凰古城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和真实性体验方面。凤凰古城游客中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旅游者，即文学朝圣者，其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达对沈从文的浓厚兴趣，并且已经读过其文学作品《边城》，来访凤凰古城主要目的是追寻沈从文踪迹，体验《边城》故事发生意境，这部分游客数量相对较少，占20％左右。同时也发现，即使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旅游者在文学旅游地的活动也并非狭义上的文学旅游活动，多是伴随着其他类型的旅游活动。 文学旅游地游客的旅游动机和体验是多样并且难以定义的，通过真实的旅游经历激发并唤醒了一系列的反应，包括怀旧情结、关于作者的生平经历、人格魅力、创作风格和其作品中所描绘故事、环境与人物等的联想，文学旅游地成为提供各种形式娱乐的载体。与文学作品有关的文学旅游地更为单纯，更多地联系到的是文学作品故事本身，而很少会联想到对作者的联想；与文学家有关的文学旅游地更为复杂，对游客有更强的吸引力，能够引起游客的联想更为丰富，真实性的疑问更多，游客很难分清楚虚拟与现实，虚拟与现实的交织。对文本的阅读实质就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 最后，在上述分析和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构造了文学旅游地发展概念模型，阐明出文学旅游地的构建与重构过程不仅伴随着经济方面的消费，同时也伴随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构建与重构的过程。该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总体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提供了进行文学旅游研究新的视角与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表明理查德·约翰逊的“文化环”理论模型作为理论分析工具能够较好的解释、分析文学旅游地的形成、发展以及影响要素等系列问题，还可用来指导文学旅游地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够为其它类型遗产旅游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