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晚清政界开新的儒臣;《劝学篇》,晚清自强变革的思想底本。当时,旧学,顽固守旧;新学,过激冒进;两者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历史歧路,并与晚清“自强”的本意渐行渐远。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应运而生,适时地提出“中体西用”说,意欲借此两线作战。学界历来缺乏对《劝学篇》细致而系统的研读,但却一语断定其“中体西用”学说缺乏逻辑自洽性,这种说法起于严复先生的“牛体马用”说,学界借此再次断定这种逻辑“沟壑”的存在进一步地消解了“中体西用”在实践领域的正面效用,晚清因其覆灭变得理所当然,此说近年似有定论之势。但是,笔者以为,一次失败的实践并不足以否定实践的方案本身,逻辑也不应该成为一切事物和形态的主宰,逻辑的解释效用只有在其特定的领域内才有正当性。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非逻辑的历史性存在是我们理解思想和现象的一种重要路径,这对于解读《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说尤为重要。在《劝学篇》中,中学集中地彰显于儒学道统和君臣之纲,西学则以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制度为主,民权被拒斥,议院遭搁置。在“君”“国”合一的历史情境下,张之洞毅然捍卫儒学道统和君臣之纲,维持社会基本的政治秩序是其应有之意,更加重要的是以此来接续和传承中国的文化生命,扎下时人安身立命之根。针对日益糜烂的时局,《劝学篇》提出以中学治身心,以西学应世事的解决方案,试图在历史的情境中弥合中学和西学的裂痕。笔者以为,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提出了中学和西学“不同”而和,殊途而同归的新思路,这是后进国家意欲跨入近代之门所不得不遭遇的互斥和矛盾,不得不踏上的自强险途。要全面的研究《劝学篇》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社会制度变革是必不可缺的一环,以往学者因为拒斥和误读儒学道统和君臣之纲,所以对这一部分未加重视。笔者以为,只有将此处仔细梳理,我们才会为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张之洞的《劝学篇》开拓更大的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