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来,科举废止和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衰微后,“读经”一事便开始成为“问题”,尤其是“中小学生应否读经”以及“怎样读经”倍受人们的关注与热议。综观学界已有研究,多着墨于对该问题之中赞成读经与反对读经派孰是孰非的讨论,而对在“读经”与“反读经”碰撞、交锋过程中出现的折衷派却鲜有涉及。作为确实存在于历史场域中的折衷派,对其所持立场及思想的阐发,有助于更好的看待这场逾越百年的思想交锋,也成为吾辈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凭借。在“中小学读经问题”论争中,折衷派所持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不同时段,随着时代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面相。清末以来,“读经论争”的锋芒首先指向“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想交锋。自1912年宣布“一律废止小学校读经”后,知识分子与政客便首先在其所占有的知识、权力及精神信仰层面的高地对该议题进行论争,且兼论及如何对待“孔子儒学”及“传统文化”等问题。此时,持有折衷观点的个体还不能自成一派,各类观点散见于相关报刊;20世纪20年代,尤以1925年章士钊提倡“中小学读经”为重要节点,论争再次走向高潮。该时段的论争在“西方文明破产论”的冲击下发生新的变化。折衷派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读经课程设置及如何对待中西文明的张力问题,其认为读经课程的设置无所依据,且反对当权者对以孔子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工具性利用,主张根据中小学生程度选择合适内容,施以相当之教育;及至20世纪30年代,论争渐趋系统化与理性平和,以《教育杂志》等刊物为媒介,折衷派学人在读经对象程度、读经内容取舍、读经之方式与方法以及读经价值重估等层面,均体现了“有选择地读经”主张,折衷派学人由边缘走向话语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读经”议题渐被搁置。但折衷派学人面对文化选择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考量,亦保持了理性精神,且此前有持反对“中小学读经”意见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也走向了折衷的文化选择。20世纪上半叶,折衷派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事实表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的“中小学读经问题”,更需因循符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教育及文化发展逻辑来解决。任何极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不利于个体认知的判断与深化,不利于时代的进步与反思,更无益与问题的解决。折衷派的文化选择在“启蒙”与“救亡”的进程中寻求新与旧、中与西文化演进的必要平衡,在这一层面上,其所体现出的“有选择地读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