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科学定位和明确规定,这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推进和完善政府治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客观地说,政府治理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的成果,其缘起具有鲜明的西方背景,因此,应该在客观介绍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全面探寻其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紧密结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探寻其功用,从而探究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提是首先必须准确界定政府治理的含义,即作为在行政型政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型管理模式,政府治理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等所有主体在公共生活上的合作与协调。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课题,更是重大的实践课题,必须注意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也要吸取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治理的经验教训,更要切合时代趋势和社会生活实际。显而易见,作为当今人们重要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学习方式的网络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而网络舆论则是其最有力的手段和最主要形式。重视舆论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治国经验,而舆论也是历史范畴,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在当代,舆论主要是指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机构对客观社会所表达的意见,与之对应,网络舆论就是网民在互联网上形成的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类问题的意见或言论的总和,载体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主体的匿名性和多元性、客体的广泛性和环境的复杂性是网络舆论的四个主要特点,而一个完整的网络舆论过程一般包括议题出现期、议题存活期、议题聚合期和议题消散期等四个阶段。必须看到,现阶段,在政治维度,网络舆论对中国的政府治理产生了多维多元多样的影响。在治理的社会基础方面,既能提升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也可能导致网络公共领域的失衡；在治理的权力方面,推动了公共权力结构、权力组织结构和公共权力监督形式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变形和走形的风险；在政府权威方面,网络公共舆论危机既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创造政府巩固权威的新契机；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对制定过程和制定效果也存在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因此,网络舆论背景下的中国政府治理,首先要转变治理理念,就是在科学判断转变的内因外由的基础上,从垄断性治理理念转向协同性治理理念、从官本位意识转向公民本位理念、从管制理念转向服务理念、从效率理念转向责任理念；其次要探寻治理模式,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民参与”思想的指导下,借鉴参与式治理理论和协商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网络舆论背景下的“协商—参与”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治理模式是可行的、有现实基础的、且有很强现实效用的；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电子治理就必然成为网络舆论背景下中国政府治理的基本形态,重点是在分析理论必然和实践实然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选择科学路径,即确立“顶层设计”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的电子治理发展模式、实施网络舆论与电子治理互动的保障性措施、强化电子治理的核心运行机制并拓展电子治理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