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之核心内容，货币政策的跨国传导和溢出效应这一研究课题因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依存加强而受到关注，也因涉及不同国家而显得更为复杂。本文就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和物价的溢出效应、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重点分析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传导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遵循“溢出效应→传导渠道→作用机制”的研究思路，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溢出效应描绘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和物价的溢出和总体效应，传导渠道探索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产出和物价的方式和路径，作用机制剖析传导渠道发挥作用的机理。　　首先，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对溢出效应的整体认识。以利率（价格型）为代表指标的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对中国产出在经过一段时期时滞后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以货币供应量（数量型）为代表指标的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对中国产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美国不同货币政策扩张方式对中国物价的影响有所不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先降后升，区别仅在于时滞不同，价格型扩张引起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数量型扩张引起消费者物价指数先降后升。根据子样本实证结果，量化宽松期间利率的溢出效应下降，货币供应量的溢出效应增加。　　其次，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两大国际经济往来的主要渠道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价格型还是数量型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这两大传导渠道的影响程度和解释能力都不够强。结合中国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仍然管制，导致部分资本项目资金通过经常项目实现流出入的实际，引入跨境资金流动这一渠道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对跨境资金流动渠道有着更大的影响和更强的解释力。根据实证结果，跨境资金流入导致中国产出和物价上升。　　最后，对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由于中国汇率和利率仍受到管制，狭义汇率渠道和利率渠道在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传导作用都不明显。美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对中美利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美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对境内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差具有较大影响。汇差是引起跨境资金流动的重要动因，利差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