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京兆韦氏、赵郡李氏、吴郡陆氏三大士族为例,探讨唐代士族家学的衍变及其特点。京兆韦氏。西汉中期,京兆韦氏形成以鲁《诗》学为核心的家传经学,强调故训,学风纯笃,其家学的基本特征为“儒质”。从西晋至隋,“儒质”家学转变为“儒里武表”。唐前期,京兆韦氏家学以三《礼》之学为主；唐后期,则以文辞之学为主。赵郡李氏。自西晋至北朝,在重视经学传承的同时,赵郡李氏也强调骑射、军功,形成“儒里武表”的家学特征。入唐以后则偃武修文,唐前期,在儒家礼法践履方面表现突出,到唐后期,文辞之学成为其家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吴郡陆氏。魏晋之际,吴郡陆氏形成了“儒文兼修”的家学传统。儒学方面,《易》、《礼》并重,但学风保守,南朝以降,学风趋于玄化；文学方面,则属于典型的南朝文学士族,文风也以讲究声律与辞藻为特征。入唐以后,《春秋》学成为其家学体系的新内容,学风也倾向于讲求义理；但到唐后期,儒家经学已不再是其家学体系的主要内容,文辞之学则居于主要地位。总之,唐代士族家学所发生的主要变化,是儒家经学因素的弱化和文辞之学地位的上升,这一转变可以称之为士族家学的“文学化”。而这种“文学化”不仅反映出士族家传文化特征的变异,也成为士族走向消亡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