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公布施行,“双规”退出历史舞台,监察留置措施取而代之,成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的强制性调查措施。监察留置措施具有“行刑双性”,一方面,监察留置源于“双规”的法治化,解决了“双规”的适法性不足问题,实现了职务犯罪的侦诉分离,是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历史性进步,彰显了我们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监察留置措施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因而与刑事强制措施具有相同效果,需要对其严格规制。目前学界对监察留置措施尚未有系统研究,也没有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措施进行比较分析。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是亚洲排名最清廉的国家和地区,又同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反腐机构与监察委员会同属单一机构模式,因而本文通过分析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反腐机构与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类似的权力,探寻监察留置措施完善的路径。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简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理论和研究内容及创新点。第二部分是监察留置措施的涵义。通过对监察留置措施的相关概念、特征、性质进行理论梳理,并通过监察留置措施与“双规”及刑事拘留、逮捕的比较,深入理解监察留置措施的涵义。第三部分是监察留置措施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得出监察留置措施存在适用条件笼统、监察留置场所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解释、被留置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程序存在缺陷、监察留置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第四部分是域外国家和地区反腐机构的相关措施。通过研究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自行逮捕权,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廉政公署的逮捕、扣留措施,总结对我国监察留置措施的有效经验借鉴。第五部分是监察留置措施的完善路径。针对监察留置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细化监察留置措施适用情形、统一监察留置场所、保障被留置人的合法权利、健全监察留置措施的监督体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