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转型社会学研究中,无论是于经验层次上的“单位制”讨论,还是于理论层次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都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转型过程之中及其后的社区形态、治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该究竟为何,或者就宏观而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恰当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很显然用“小政府、大社会”或“强国家、弱社会”这样的概念是难以清楚回答的。毋庸置疑,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角色和力量是全能且单向的,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不难理解诸领域、诸层次、诸阶段的事务均由国家力量来管理、规制以及建构,以此来实现理论设计上的完美社会图景。当然,现实的发展与人们的预期总是不能完全吻合的,在此过程中,人们在面对问题时需要不停地调试、改革甚至放弃原有规划与选择。每一次改变,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某个文件的撤销、某个法规的生效,而是意味着对社会静态结构、动态机制乃至个人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细致、生动地影响过程可能指涉宏观层面,也可能指涉到微观层面,并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图景。丰矿上塘镇正是这个社会图景中的典型一隅,其诞生、发展历程、体制结构无一不是国家力量有计划地重构、规划和改造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富含煤炭资源,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区内建设大型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办社会”体制使农村社区乃至整个建置区划内的所有事务统归为企业管理,由此形成了基层政府下属于企业的特殊体制,并且由于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渐次与传统农村社区、农民群体相互嵌生、融合为一种特殊的社区形态和管理体制、社会关系模式等等。随着近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深入,国家又开始主动地对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进行又一轮的改制,统合的社区体制再次趋向分散。社区自身的结构与过程也变得更为生动、复杂和多元。从上塘镇脱离传统农村社区形态开始,在外来力量的作用下,区内的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过程开始了一次次被动的被改造,然后,作为基层的地方性社区向来亦不是完全被动的,面对改变,同样能够做出自己的行为反应与策略选择,在丰矿上塘镇形成和发展历史中,那么些形式不同的社会冲突或许就是这种行为和策略的集中体现。学术界所谓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造就”关系大抵如此,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国家角色究竟为何种角色属性与内部结构?社会面对国家力量的行为和策略选择是如何可能的?国家与社会发生联系必须以具体的个人为载体,而个人又绝不是依靠计算程序与指令驱动行为的主体。那么国家角色和力量走向社会,会产生何种可能的变异?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每一次国家政策的主动改变对于丰矿上塘镇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触动及其变化来观察和体会。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建设”依赖“权力的文化网络”从而将正式权力传达给基层社会。然而,在全能国家、总体性社会的背景下,国家力量似乎没有必要那么隐晦,国家、社会治理直接可用“权力的行政网络”为路径依赖来实现规划及目标,类似这种的社会发展思维与实践,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用“简单化”三字来一言蔽之并对所谓这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现代化实践与思维诟病甚深。无论从阐释背景还是理论内容本身,斯科特的相关思想都对丰矿上塘镇这种特殊的社区体制及发展历史提供了比较好的理论关照。但是,从结构与行动相互造就的关系模式背景下来反观理论的话,斯科特本人应当不会否认社会的“自我生成性”,然而,似乎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却没有给与充分的论述与解释。当然,这也就预示了一种学术思想上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同时,对于转型国家社会治理思维,现实的政策选择、行政方式,经济、社会的规划与发展,制度设计、维续、创新以及改制等等究竟要基于何种现实关怀?生动的个人不可能简单地作为“经济人”而应该是嵌入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而言之,整个社会也是这样一种嵌入结构与过程。因而,在面对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时,简单地将问题化约为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于牵涉于其中具体的群体、个人而言,国家仅仅提供一种“经济安全”是远远不够的。然而,社会学对社区共同体结构与本质的关注、对基层社会单位地方性特质的理解、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更有助于实现更为全面的“社会安全”或“人类安全”。从而于现实角度而言,避免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所以,通过理解在国家治理思维与模式下具体的社区结构与过程的经验事实,来不断深化对转型时期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国家角色的理解,或许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