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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是指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方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而建立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伙伴关系，是中国公共服务领域的一次供给侧改革。自2014年以来，PPP模式在中国公共事业基础设施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应用，根据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披露的数据，截至2019年11月末，中国累计落地项目6216个、投资额9.5万亿元、落地率66.1%，无论是数量还是投资额都远超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私人部门的界定，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不同，中国推行的PPP模式中的私人部门包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并称为社会资本方。并且中国根据不同的回报机制将PPP模式分为政府付费型、可行性补贴型以及使用者付费型三种类型，而根据数据统计，中国主要以可行性补贴型和政府付费型为主，而国外则以使用者付费型为主。因此，虽然国外关于PPP模式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但是中国PPP模式与国外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有必要基于中国的实际对PPP模式进行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部分。理论分析部分基于中国的实际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三种不同付费机制下的PPP项目在什么条件下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比传统项目多，即如果某个项目既能以PPP模式进行，也能以传统模式进行，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前者能让企业获得更多收益；接着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PPP影响企业经营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部分则是以参与了PPP项目投资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实验组，为了尽可能满足实验组对应的反事实假设，用PSM的方法从其他从未参与过PPP项目投资的上市公司中匹配了资产规模、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相近以及行业相同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本文以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从企业储蓄、债务融资、融资约束、企业投资以及经营业绩的角度实证研究了PPP参与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根据企业性质等角度探究了PPP影响企业经营的异质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期的工程质量可能对运营期的管理运营成本存在外部性，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外部性内生化，基于企业视角对比分析了不同付费机制下PPP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只有当政府付费型PPP模式的交易成本低于传统模式时，PPP项目才会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对于使用者付费型PPP，在预期收益能够实现的前提假设下，对企业而言，PPP模式大概率上比传统模式的收益更高；对于可行性补贴型PPP，当建设期和运营期的额外投入所带来的净收入能覆盖交易成本的差异时，PPP模式对企业来说更有利。PPP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如交易成本、政治关联、公司治理、资产质量、与现金流有关的因素（储蓄率、投融资行为、研发投入等），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这些角度分析了PPP影响企业经营的传导机制。
第二，PPP参与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为了探究这种负向作用的异质性和稳健性，本文根据企业性质、不同储蓄率行业、受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了分组检验，发现PPP参与对企业储蓄的作用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PPP参与和企业储蓄的关系，本文以参与PPP项目的个数衡量企业对PPP项目的偏好程度，并基于偏好程度的视角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偏好程度显著影响了PPP参与对企业储蓄的作用。
第三，PPP参与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期限结构和融资成本。具体来说，PPP参与强化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的长期有息债务、降低了短期有息债务占比，并且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这些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比于建筑、房地产等高负债行业的企业，PPP参与显著提高了低负债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从债务期限来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PPP参与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长期有息债务，而短期有息债务占比则是高负债行业样本企业得到了显著的降低；从债务融资成本来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和高负债行业样本企业，PPP参与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低负债行业样本企业的债务成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资产流动性在PPP参与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第四，PPP参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即降低了企业对经营现金流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缓解了融资约束。相比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PPP参与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对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显著。以年度日均成交量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日均成交量越低意味着信息不对称越严重，PPP参与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表明，PPP参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对国有企业更显著。
第五，PPP参与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提高了企业的投资强度。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PPP参与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强度。
第六，国内外文献多以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衡量公司业绩，由于中国股市经历了2015年的大起大落，而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4-2018年，因此，使用总资产收益率的研究结果可能更可靠。以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业绩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PPP参与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并且相比于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正面影响更显著。进一步以资产收益率替换资产收益率变化值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后，研究结论不变。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部分。理论分析部分基于中国的实际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三种不同付费机制下的PPP项目在什么条件下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比传统项目多，即如果某个项目既能以PPP模式进行，也能以传统模式进行，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前者能让企业获得更多收益；接着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PPP影响企业经营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部分则是以参与了PPP项目投资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实验组，为了尽可能满足实验组对应的反事实假设，用PSM的方法从其他从未参与过PPP项目投资的上市公司中匹配了资产规模、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相近以及行业相同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本文以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从企业储蓄、债务融资、融资约束、企业投资以及经营业绩的角度实证研究了PPP参与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根据企业性质等角度探究了PPP影响企业经营的异质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期的工程质量可能对运营期的管理运营成本存在外部性，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外部性内生化，基于企业视角对比分析了不同付费机制下PPP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只有当政府付费型PPP模式的交易成本低于传统模式时，PPP项目才会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对于使用者付费型PPP，在预期收益能够实现的前提假设下，对企业而言，PPP模式大概率上比传统模式的收益更高；对于可行性补贴型PPP，当建设期和运营期的额外投入所带来的净收入能覆盖交易成本的差异时，PPP模式对企业来说更有利。PPP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如交易成本、政治关联、公司治理、资产质量、与现金流有关的因素（储蓄率、投融资行为、研发投入等），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这些角度分析了PPP影响企业经营的传导机制。
第二，PPP参与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为了探究这种负向作用的异质性和稳健性，本文根据企业性质、不同储蓄率行业、受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了分组检验，发现PPP参与对企业储蓄的作用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PPP参与和企业储蓄的关系，本文以参与PPP项目的个数衡量企业对PPP项目的偏好程度，并基于偏好程度的视角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偏好程度显著影响了PPP参与对企业储蓄的作用。
第三，PPP参与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期限结构和融资成本。具体来说，PPP参与强化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的长期有息债务、降低了短期有息债务占比，并且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这些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比于建筑、房地产等高负债行业的企业，PPP参与显著提高了低负债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从债务期限来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PPP参与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长期有息债务，而短期有息债务占比则是高负债行业样本企业得到了显著的降低；从债务融资成本来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和高负债行业样本企业，PPP参与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低负债行业样本企业的债务成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资产流动性在PPP参与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第四，PPP参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即降低了企业对经营现金流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缓解了融资约束。相比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PPP参与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对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显著。以年度日均成交量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日均成交量越低意味着信息不对称越严重，PPP参与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表明，PPP参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对国有企业更显著。
第五，PPP参与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提高了企业的投资强度。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PPP参与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强度。
第六，国内外文献多以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衡量公司业绩，由于中国股市经历了2015年的大起大落，而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4-2018年，因此，使用总资产收益率的研究结果可能更可靠。以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业绩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PPP参与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并且相比于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正面影响更显著。进一步以资产收益率替换资产收益率变化值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后，研究结论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