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每年都在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而我国目前的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存在结构不合理、任务较重、升级较慢、成本过高、资金短缺等问题，实际垃圾处理能力有巨大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中城市的循环发展，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违背。大量资金的投入、末端基础设施的完善、处理技术的不断提升使得我国比较好的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目标，但是要真正缓解中后端处理系统的压力，必须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
　　要实现源头减量化和回收资源化，首先要从产出端——居民入手，鼓励居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配合垃圾收费政策。日本从上世纪开始大力整治垃圾问题，在垃圾分类收费政策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例如强制分类、定时投放、计量收费等措施。我国垃圾分类从本世纪初就开始设置试点城市，但是缺乏强制性，实际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近两年国家发布正式文件，选取全国大中城市逐步推行垃圾分类，扩大政策实施范围，并拟设立计量收费试点，各大城市也开始发布相关条例。
　　垃圾收费是影响垃圾清运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收费制度可以改善准公共物品外部性的问题。目前我国针对居民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普遍是定额收费制度，即每户3-10元/月。但是定额收费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般垃圾收费的定价标准较低，难以反映垃圾处理成本，不利于缩小垃圾处理缺口；不能很好的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对居民生活垃圾的减量效果较差。计量收费制度相对而言能够更好的弥补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的差额。考虑到现实因素，直接由定额收费制度转向计量收费制度有一定的阻力。因此我国部分城市开始借由“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进行过渡。“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的测量标准是居民用水量，可以反映居民家庭规模、生活活动等指标，经过多方评估，居民用水量和居民垃圾产量有比较显著的关系，因此可以作为生活垃圾收费的依据。我国一些城市，如中山、九江、惠州，较早开始收费改革，由以往的定额收费制度转为使用“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收取垃圾处理费用。近几年有更多的城市开始进行生活垃圾收费改革，还有部分城市正在拟定收费方案，征求公众意见。
　　本文选取城市生活垃圾不同收费政策对生活垃圾产量的减量效果作为研究课题展开详细论述，通过外部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运用函数从居民效用角度分析生活垃圾收费的必要性以及生活垃圾不同收费政策对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为我国实施计量收费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收集了2007-2019年全国51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为了评估“水消费系数折算法”计量收费的减量政策效应，利用合成控制法（SCM）合成未实施政策的九江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为了结果更加严谨，本文考虑实施时间和地区差异因素，将江西省九江市作为处理组，将武汉市、重庆市、岳阳市选为控制组，进行DID模型检验。对比实施定额收费制度和“水消费系数折算法”收费制度的减量效果，得出后者的减量效果要优于前者，有助于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基于理论和实证模型，得出我国在大力推行垃圾分类的背景下，可以更大范围的配合推进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改革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