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碳排放大国,并且增长十分迅速。据英国石油公司202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35亿吨增加到2020年的99亿吨,增长了接近两倍的数量,占世界碳排放量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13.97%上升到2020年的30.70%。这固然有我国能源禀赋结构与经济体量庞大的原因,但也与我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缺少对碳排放问题的重视、减排制度缺失、减排力度不足等有关。分税制下地方财政权力不断提高,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经济增长与财政资源的最大化,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环境规制等多种政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目标,地方之间为了增长而进行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在放松环境管制、提供财政优惠的竞争下,碳排放量增长趋势不断提高。幸运的是我国较早注意到了相关问题,并逐渐建立起对地方政府的碳排放考核制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重目标之下,地方政府面对碳排放考核和经济考核之间的冲突,会采取何种策略?碳减排工作是否得到了地方政府更加积极的响应?同时,为了完成我国的碳减排目标,中央政府会将具体的碳减排指标分解到地方政府。当前减排责任的制定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碳减排工作是降低“碳源”与扩大“碳汇”的双管齐下。地方既要加快经济的低碳化转型,又要增强自然生态环境的碳吸收能力。而财政分权既有碳排放效应又有碳吸收效应,考虑碳汇的影响之后,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净效应如何?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地市级的碳排放和财政分权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于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为了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性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互动,建立了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考虑时间异质性来分析考核方式转变后地方政府环境行为的动态变化;引入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讨论了财政分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机制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进一步地,加入自然碳汇的作用综合考察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净值的关系,以分析各个区域地方政府的环境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的莫兰指数为正数,且根据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碳排放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十分显著,地区之间碳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并且地市级的聚集程度高于省级的聚集程度,说明样本选择更加的精细后碳排放的空间聚集特征也将表现得更为明显。财政分权促进了本地区碳排放的增长并加剧了与周边地区的竞争。本地区财政分权提高了碳排放量,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采用经济优先的原则,增加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趋势。财政分权对碳排放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在碳考核建立并不断完善中,财政分权向着有利于本地区碳减排的方向转变,也影响了碳排放在地区间的溢出,削弱了地方之间竞争效应。在碳考核制度建立之后财政分权的碳排放效应逐渐被削弱,考核制度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同时,财政分权对经济低碳发展的作用呈现出库兹涅茨两阶段共存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是先促进后抑制,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其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将削弱财政分权的碳排放效应;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并不能削弱财政分权的碳排放效应,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描述的第一阶段。当前,中央政府对各区域制定的减排责任指标与地方减排的内生动力较为匹配,减排责任更多的地区具有更强的减排积极性。考虑碳汇影响即扣除各地区植被固碳量后,碳净排放呈现出“胡焕庸线”特征。进一步考虑财政分权的碳吸收效应,将碳汇量纳入到区域碳排放的计算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净值”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出现了异化。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净值”为抑制作用,经济结构低碳转型与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是其响应“双碳”工作的方式,财政分权碳吸收效应大于碳排放效应。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净值”为促进作用,然而这些地区具有较多的碳汇量,地方有能力“以碳汇为发展换空间”,当地政府可以使用策略性的环境政策,使得财政分权的碳排放效应大于碳吸收效应。本文在分权理论框架下综合探讨了财政分权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论证了中央对地方碳排放考核的积极意义,指出激励与约束改变下地方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不同反应,完善了区域间碳减排策略的财政政策安排的分析。这对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早日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