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至1916年公开实施的袁世凯帝制运动,不仅是北洋军阀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更对此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袁世凯帝制失败及袁世凯政权倒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政治势力对袁的离弃,这点毋庸赘言。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所有政权的诞生和灭亡都与列强的支持和反对有关。袁世凯实施帝制运动之时欧战正酣,欧洲列强没有过多的精力干涉中国的帝制,实际握有对华外交主导权的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从袁世凯帝制计划的公开到帝制的破产,同本共有四次态度上的转变。在帝制公开的初期,日本采取了不干涉的静观政策,期待袁世凯主动支付同本承认帝制的代价。帝制运动急速展开后,为树立日本之威信并将中国纳入日本控制之下,日本联合英俄法等列强,向中国发出延期帝制劝告。待帝制实施准备就绪而欧美列强又倾向于承认帝制之时,为把袁世凯政权改造为亲日政权,日本态度软化,准备承认帝制。但第三革命爆发后,日本彻底转向不承认帝制,随着中国国内反袁势力的扩大,更是由反对帝制转向推翻袁世凯。通过对中国东北、南方及山东等地反袁势力的支持,日本加速推动了袁世凯政权的倒台。针对袁世凯帝制,日本数易其辙,然而日本政府政策决定的出发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以求最大限度扩大对华影响力。对于同本对袁世凯帝制的政策,国内的研究有单一化倾向,首先对同本态度的变化止于定性判断而缺乏对其过程及变化原因的分析,而几乎所有研究都从袁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入手,得出同本把袁世凯当作实施其大陆政策的最大障碍,倒袁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结论。其次,对日本内部各政治势力没有进行区分,对其政策主张的异同点及其出发点研究不够充分。同本方面的研究则侧重于第三革命爆发后的反袁政策,对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本对华政策的全貌及其变化关注不够。总的来说,中国和同本的研究都有把反帝制和反袁世凯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没有从对华政策整体的高度来探讨同本对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本文依据中日双方的史料,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同本的关系、日本对于袁世凯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本各政治势力的对华政策构想以及同本的对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第一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的袁日关系以求找到日本对帝制态度的线索,并探讨了二十一条要求与日本对帝制承认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即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与日本并非一直敌对,日本政府曾承认袁政府为安定有力政权,两者是相互利用关系,但日本内部的对外强硬派及对南方同情派的反袁情绪不容忽视。二十一条的接受与日本的帝制承认并无关系,但以最后通牒终结的二十一条交涉确实为帝制创造了有利的内外条件。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日本对袁世凯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得出：从帝制公开初期的静观政策到帝制急速展开时期的延期劝告,到帝制实行期的准备承认,再到第三革命爆发后的帝制不承认,最后到彻底的反对乃至推翻袁世凯,日本对袁世凯帝制的态度数易其辙,在态度转化的背后是从袁世凯怀柔政策,到给袁施加压力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再到以中国内部的混乱为契机,通过倒袁而进一步扩大在华影响力这一对华政策的转换。第三章则鉴于先行研究的不足,重点分析从反帝制到反袁世凯的政策转变过程,主要考察了大隈内阁、同本陆军及民间舆论等方面的反袁政策推进派的对华政策构想及行动、反袁政策反对派的政策构想以及反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以内田良平为代表的大陆浪人是反袁政策的积极推进派,他们的政策构想相似,即扩大中国内部的政治对立以建立日本容易操纵的亲同政权。由于得到内阁中颇具影响力的对外强硬派政治家的支持,反袁成为政府之政策。而元老山县有朋和朝鲜总督寺内J正毅出于对日本国力的冷静判断,认为应该通过和袁世凯提携来获取日本在华特殊利权,因此对大隈内阁的反袁政策进行猛烈的批判。大隈内阁最终受到反袁政策的影响而倒台,而继任的寺内内阁则使山县和寺内的对华政策构想成为现实,具体体现为以西原借款为代表的援段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