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灾后居民精神健康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一些观点认为,灾后精神健康问题会普遍出现,而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成为灾民生产和生活恢复的重大障碍；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灾后居民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普遍,产生严重精神疾病的只是极少数个别现象。　　 本文在汶川地震后8个月,对某地震重灾区15岁以上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主要调查工具为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自行设计的物质滥用(饮酒和吸烟)调查表。调查方法是聘请访谈员入户访谈填写,本研究中的精神健康内容由被访人自行填写。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1421人。另外,为了分析影响灾后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因素,本文还研究了被访者的基本人口统计信息,受灾状况,社会支持,可获得的社会服务等调查内容。　　 按照33分作为事件影响量表中文修改版总得分的划界分,本研究中地震幸存者的PTSD发生率为21.46％,这个结果与大部分灾后精神健康的研究结果一致。按照流调中心抑郁量表16分作为划界分标准,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31.60％,与同样对常态下中国居民的测量结果差距不多,表明地震后抑郁症状增加并不明显。地震之后,以吸烟和饮酒为代表的物质滥用现象没有明显变化,物质滥用现象与抑郁和PTSD得分没有明显相关性。PTSD得分和抑郁得分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本研究显示,地震中有亲属或朋友伤亡,女性,两周内患有急性病,是灾后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具有统计意义的风险因素。地震中有亲朋伤亡的人群与地震中没有亲朋伤亡的人群相比,女性与男性相比,两周内患有急性病的人与两周内未患有急性病的人相比,其预计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高,患有抑郁和PTSD的可能性大。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服务的便利性是灾后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具有统计意义的保护因素。对当前生活感到幸福的人群与对当前生活感到不幸福或者不清楚的人群相比,预期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低。对当前生活满意度越高,获取社会服务的便利性越大(获取社会服务的时间越短),预计的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越低。地震中房屋受损情况,吸烟与饮酒行为,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半年内是否患慢性病,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地震前的自杀想法,国家补贴水平等因素对抑郁和PTSD得分的影响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较高。社会支持有利于降低抑郁得分和PTSD得分,但是没有统计学意义。　　 本文最终结果表明,汶川地震后8个月,仍有部分灾区居民具有PTSD症状,但是抑郁症状流行率与平时并没有明显差别。以吸烟和饮酒为代表的物质滥用情况在地震发生前后没有明显变化。地震中有亲属或朋友伤亡,女性灾民,两周内患有急性病是灾后抑郁和PTSD的高发人群。因此,提示我们在实施灾后心理干预和推行灾后救助政策措施时,应当采取面向灾区广大民众与关注高风险人群相结合,生活救助措施与精神心理救援措施相协调,政府和社会提供应急救助与灾区群众生产生活自助相配合的综合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