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美国爆发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韩国则经历了“汉江奇迹”时代的高速发展,这使韩美双方经济力量地位发生相对变化。基于此,美国开始要求韩国分担驻韩美军费用。1991年1月,韩美经过谈判正式签署费用分担协议,即《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特别协议》。该协定旨在使韩国分担美国驻军费用,并一定程度上提升韩国的同盟地位。然而,这一协定又带来了新的矛盾。韩美双方围绕费用分担规模比例,展开了持续的谈判与博弈,间接导致美韩同盟的共有价值被破坏,双方的合作与谈判也表现出强烈的利益交换倾向。到特朗普政府时期,韩美两国在计算防卫分担费总额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总统特朗普一直对同盟国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表达了对韩国等盟国的强烈不满,称同盟国没有为美国提供的安全服务付出相应的费用,并要求大幅增加同盟国的防卫费分担比例。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进行的第10次特别协定成为了韩美所经历的最为困难的谈判,虽然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但这一妥协本身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仅1年后美国便更加强硬地要求韩国分担更高比例的防卫费,而韩国则表示无法接受,使得相关谈判又回到起点。如何认识韩美两国围绕着防卫费分担而展开的谈判,以及如何解释谈判成败的原因将成为未来韩美两国维护长久合作关系的关键。基于此,本研究将利用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双层博弈理论框架对韩美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问题进行分析。双层博弈理论是普特南为分析国际谈判问题而提出的,其主张国际谈判实质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本文以双层博弈理论为切入,主要分析在第一层面、第二层面中的不同行为者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对国际谈判产生了何种影响。同时,通过对赢集的决定因素的分析,评估韩美两国在谈判中可能拥有的赢集的大小,双方的谈判困境与博弈手段,并提出部分可行解决方案。在对韩美历次的防卫费分担谈判进行博弈分析后,本研究发现韩美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受到了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影响。双方在各种利益集团影响下,积极通过各种策略匹配彼此的赢集,以实现协议的最终达成。第一,国内批准集团的意见和批准结果对政府参与国际谈判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政党及国会的态度,会对政府起到支持与制约作用。例如在2020年4月,美国面对韩国在第一层面的拒绝,采取了让韩国工人停薪留职进行施压,而韩国则在第二层面通过国会、政党、舆论、专家集团的一致行动,迅速出台了解决劳动者工资问题的特别法案以回应美国的威胁策略。第二,利用普特南提出的影响赢集的因素可以分析韩美两国各自的赢集的大小。就韩国而言,韩国国内集团对特别协定结果有着多种利益诉求,并且对政府能够施加不同的影响。韩国政府的协议也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事件政治化策略,即,通过公开国际谈判中的相关信息,引发民众关注与讨论,从而统一舆论,以实现赢集缩小。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其国内舆论对韩国和美韩同盟的认可度和支持率都较高。因此,美国国内在第一层面协议的批准受到的限制相对更少。虽然美国国会认为提高同盟国防卫分担比例有其必要性,但更强调积极恢复美韩同盟以及巩固美韩关系。因此,美国国会在国内层面并不会完全同意特朗普政府突然爆增的防卫分担费要求,甚至反对其因为费用分担问题分裂同盟关系。另外,第二层面的改变将导致第一层面博弈策略的调整,并影响最终的谈判结果。因此,可以预见拜登政府上台后将调整特朗普政府对同盟国的威胁策略,并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和克制的手段进行谈判。美国将拥有更大的赢集,并促成在过去两年里陷入僵局的第1 1次特别协定顺利达成。在今年3月10日,韩美两国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第11次特别协定。回顾过去70多年的历史,在军事同盟的旗帜下,韩美两国在驻韩美军、防卫费用分担谈判、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OPCON）、对朝政策等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但两国坚持同盟共有价值理念,深化合作、化解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