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增速迟缓的粮食总产量和18亿亩耕地红线，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非农就业？中国未来农业发展应当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如何实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促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普惠型”发展？对于这些涉及我国中长期发展潜力、市场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问题，理论界与政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命题上。然而，自1979年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公认为是解决效率、公平和反贫困的较好的制度选择。其后一系列旨在稳定土地产权预期的土地政策下，农户土地愈来愈呈现出不均等的现象，农村土地经营由于劳动力的部分转出，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和小规模集中经营的趋势，农业经营呈现新的特点。这些命题宏观上关系着当前的民工荒、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等问题，微观上关系着农户的就业决策和家庭收入最大化行为。据此，本文以2009年1951户农户入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重点从土地禀赋的角度研究农户户主夫妻就业决策的微观机制，试图通过理性农户家庭收入最大化这一微观视角和理论框架来回答这些问题。对户主外出务工的初步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达到刘易斯拐点，就业模式成为主动选择，而土地禀赋对选择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三十年来，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制度累积效应显著，家户土地禀赋有小规模集中现象，在土地经营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农户土地禀赋增加显著降低户主夫妻非农就业概率，基于二元probit模型和多元mlogit模型的微观实证检验结果均显著表明了这种观点，控制内生性后也得到相同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对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进一步释放农业就业劳动力，实现农户增收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