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会最初是以保护庄稼（青苗）为目的，进行祭祀和相关社会活动的地方性村社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农村，江浙一带的农村也偶见青苗会的存在。本文对青苗会社会与政治功能的研究集中于近代，其中将清末以及民国时期(1901-1949)作为重点探讨的时间段。北京郊区主要包括近京四郊以及宛平县（今西城、丰台等区）、大兴县（今大兴区）、昌平县（今昌平区）、顺义县（今顺义区）、房山县（今房山区）、密云县（今密云区）、香河县（今廊坊市内）、宝坻县（今天津市内）等北京周边的农村。北京郊区农村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政治中心的特殊性，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屡次经历地方行政改革，呈现出了较为清晰的国家权力渗透路径。青苗会立足于村社组织的自治，处理村庄中的大小事务，维持村庄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包括收取青苗钱与征集赋税徭役、成立村庄的自卫组织维护村庄的治安、建立小学以发展村庄的教育事业，此外也负责村庄中一些设施建设以及赈灾的工作。在青苗会社会功能的作用下，京郊农村近代的乡村自治己初具雏形。政治功能则是国家权力渗透至基层村社组织之后，社会功能产生了政治性的转变，政府给予青苗会的自治权力以合法性。通过这一转变，青苗会成为了县政权力在农村社会之中的代言人，青苗会也由一个自发的社会组织转变成为了制度化的政治组织。民国中后期开始，京郊农村受到了国家权力的控制，青苗会成为了一个管理村政村务的政治组织，但这其中也存在着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的冲突，表现为青苗会功能被村公所取代，村公所的存在不被农民认可。青苗会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变迁背后体现出了基层村社组织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县级政府的权力关系，社会功能承载了村社组织的自治权力，而政治功能则更多地承载着下沉至地方政府的国家权力。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与地方村社组织的权力关系，二者在二元一体的“国家一社会”系统中不断地进行博弈，从而寻找一种更加优化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农村社会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有机联合，完善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本项研究对中国当代新农村建设亦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