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996条对当事人在违约之诉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许可,这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首次出现在我国民法典中。目前,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由三个要件构成:违约行为侵犯人格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与违约行为有因果上的关联性。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规则主要包括:可预见性规则,减损规则,合同约定自由规则,过错相抵规则,以及法不问小事规则。但是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不完善,所以可以通过从立法、司法解释和合理进行司法适用等路径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改进和修正。首先,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并不明确。由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二者在举证责任、诉讼程序、责任的成立与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均有不同,因此必须明确界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而且明确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有益于保持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统一,保障当事人的精神利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将相关条款中的“损失”解释为包含精神损害并且将《民法典》第996条调整到“合同编”加以解决。因学界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可以将其在“合同编”单独列明,作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一项专门的条款给予特别规定加以强调,以弥补我国民法典对因违约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忽略。第二,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依照“违约责任+精神损害+2020年”、“违约责任+精神损害+2021”为关键词进行全部案例数据的检索发现,在违约之诉中受到法院支持最多的合同类型为客运合同、旅游服务合同和医疗合同。而总结这三种类型的合同可以得到的结论: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守约方的身体健康等人格权遭到侵害后,法院大多支持守约方在相关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在不损害人格权的前提下,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不可能得到赔偿。因此,有必要扩大其适用范围。具体来说,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合同类型包括:第一,合同是以获得纯粹精神利益为履行为目的和内容的合同。假使当事人一方因为违约行为造成另一方无法获取应当获取到的精神利益,违约方就应当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责任;第二,非以得到纯粹精神利益为目的的合同。该类合同主要包括:第一,在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有关的合同中,当具有人身意义的标的物由于违约行为而受到损坏或灭失,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就要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该种情况中,当事人订立合同不仅是以获得精神利益为目的,还会对保持标的物的原状有所要求;第二,合同目的不在于精神享受,却与精神情绪密切相关。这不属于典型的以获得精神利益为目的的合同,而是在合同的履行中承载精神上的利益。如果合同履行必然会给合同一方带来精神上的利益时,当违约方的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必然会造成另一方精神上受到侵害,违约方就需要承担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第三,因违约行为导致另一方的人格权受到损害,违约方就要进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前两种情况中,人格权遭到损害都不是其必需条件。因此,可以在条款中将侵犯人格权这一条件前加上“损害对方依合同享有的精神利益”。所以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应当考虑合同与精神利益的关系作出裁量。为了解决繁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也是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在判断合同是不是存有精神利益的问题中,应当从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标的、合同的履行利益这几个部分进行推断。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中合理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它要求当事人在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可能的精神损害,不应再要求预见可能的精神损害的程度,并且“可以预见”的范围只限缩于当事人在实施违约行为时,按照社会中理性人所有的习惯、经验有能力知道自己的违约行为必然会致使对方精神利益的损害的可能性。最后,按照民法传统的理论,合同关系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物质性利益交换,当事人通过等价交换原则完成合同交易。所以,法官在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问题上,大多只考虑违约方获得利益的情况和相对方受到损害的情况。据调查统计,由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规定标准模糊不清,在我国大多数案件的赔偿中违约赔偿的数额是远低于合同正常履行会给当事人带来的利益。因为精神利益是抽象和无形的,所以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一定程度上应该靠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确定。我国也应当借鉴外国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赋予并且对其有相应的限定。可以通过制定一般化的参考标准,再由法官使用自由裁量权得以最终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