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时期,防疫成为第一要务,而对于北方农村地区来说,粮食生产与乡村疫情防控同等重要。在鲁西北孟村调查发现,村民的灌溉需求受损,农民为了完成灌溉产生了集体行动。按照一般逻辑,农业村庄以熟人关系为主,在这种关系网络中,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村民难以发生集体行动,即便存在也陷入“搭便车”困境,但在该村,集体行动并未没有陷入集体困境。那么,村民的集体行动为什么没有产生搭便车行为而取得成功?依据该村12位事件亲历者的访谈材料,从非正式权力的角度来解释村民集体行为为什么没有发生搭便车行为,该行为发生的组织逻辑是什么。文章采用“事件—过程”的分析方法,通过访谈农户和文献作为依托材料,以鲁西北孟村的清淤引黄事件作为具体分析的个案,探讨该村的集体行动何以克服“搭便车”,并分析其组织逻辑。这主要集中于三个过程:首先,分散的个体农户表达诉求屡遭驳回,以竞争型、经济型以及文化型主体构成的非正式权力主体纷纷出现为农民发声;其次,非正式权力主体凭借其强大的关系网络对分散的个体农户进行整合,通过对个体农户的组织整合、力量整合以及观念整合,形成“村庄必须清淤”的一致意见;最后,村民与非正式权力主体均参与争取清淤服务的行动,形成一个强大的由非正式权力成员组成的“集体”,并且在集体行动中实现了对成员话语与行为的监督,蕴含了组织的要素,具有组织的部分特点,克服了“搭便车”困境。通过该案例研究发现:第一,村民在“闹大”过程中克服搭便车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非正式权力主体所构建的非正式权力集体,非正式权力主体通过组织管理、个体整合、成员监督的方式来避免成员的搭便车行为;第二,非正式权力集体的演进与发展包含三个阶段,即“分散的个体——非正式权力主体——非正式权力集体”;第三,非正式权力集体的组织逻辑在于非正式权力主体的社会资本以及延伸出来的个人权威,在组织过程中实现了对个体的整合与成员的监督。非正式权力集体具有降低治理成本、实现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调节乡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