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研究》主要是研究美国法院如何审查行政规则的问题。1984年“谢弗朗诉自然资源委员会案”在美国行政法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案的基本精神是限制司法审查的范围,把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的法律的解释权力从法院转移到行政机关,建立了新的行政机关和法院权力分配的原则。除此之外,谢弗朗案也成为“司法尊重”的一个里程碑案件。该案涉及在三权分立制度下如何理解司法审查的核心问题。然而,该案涉及的远远不止司法作用,更多的是涉及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针对该案的讨论从未停止,但是直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推翻此判决。2019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基索尔诉威尔基”（Kisor v.Wilkie）一案,该案被认为是“司法尊重”的又一个里程碑案件,此案大大限制了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则的司法尊重。文章在法解释学的基本立场下采取“实定法描述——问题分析——提出建议”的论证思路,从相关概念解释入手,在对司法实践中美国行政规则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的实定法现状与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基于美国行政规则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中的问题,并提出可供借鉴的建议。在美国司法审查架构中,并没有设置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院,而是基于平等原则来解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行政纠纷。一般来说,司法审查的范围由两个要素组成,一个是维度（dimension）,另一个是强度（intensity）。传统上,通常由国会确定审查范围,由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审查强度。无论从一国整体之模式,还是具体到某一层面,司法审査都受到多种因素和变量的影响。审査强度总是呈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很难进行简单把握。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中一个独特的理论是司法尊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审查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美国司法审查一直存在“事实-法律”区分审查的传统,对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予以尊重,对不同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本质上是一种上诉审查模式,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直接接触证人,举行听证,收集信息和制作记录,因而在认定事实方面更具有优势。第二,法院认识到自身能力有限,当一个法律解释中存在多种解释时,法院自愿将选择最优解的权力给予行政机关。第三,随着“禁止授权原则”长期被联邦最高法院冻结,政府需要处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不断增多,国会逐渐将更多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独立管制委员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行政法的扩张,同时也催生了强大的联邦行政管理体系,这些专门针对特定事项成立的委员会,相较于一般行政机关具有更强的专业性。第四,随着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改革,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行政规则的制定程序越正式,涉及主体越广泛以及考虑的相关因素越充分,法院就会给予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更多的尊重。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司法尊重模式被批评人士认为,它赋予行政机关太多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废除或至少严格限制这种尊重的运动已经展开,要求法院进行严格的审查。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基索尔诉威尔基”（Kisor v.Wilkie）案后,暂时保留了“奥尔规则”。但是许多法官和学者都预测法院会逐渐减少对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尊重,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对行政规则进行司法审查。目前来看,法院采用何种审查标准,主要从（1）国会的意图;（2）行政机关的专业性;（3）行政机关的独立性;（4）错误成本的考量等因素综合考虑。比较中美两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的模式,我们会发现法律制度、宪政基础、法律解释的观念,以及对行政规则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司法审查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内容、标准以及强度的分析后,我们发现了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中的一些优点和缺陷,对于成功的地方我们予以借鉴,对于不足的地方应该予以避免。一国的法律制度必须与本国的政治基础、经济制度相适应。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期,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借鉴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切有利于中国法治发展的制度和经验都应当学习。就我国而言,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2018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一并审查权进行细化之后,关于审查方式、审查强度、合法性等问题仍然使学界和实务界感到困惑。对此,本文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四方面完善对策。第一走向授权模式,理顺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第二,建立行政规则的区分审查标准,对不同类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区分审查;第三,适时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独立审查之诉,从源头上解决纠纷;第四,通过合作形成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