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渔业协定的相继生效，比如《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渔业水域被挤占，发展空间受挤压趋势明显，大批渔民迫不得已退出熟悉的传统渔场作业，海洋渔业发展形势日益严峻。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生计问题，渔民不得不弃海进城，大量涌入城市，实行转产转业。本文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分析渔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即把渔村劳动力在城市中职业地位的获得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视为渔民凭借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过程。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内学者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是动态性的资源获取的过程，具有价值增值特性和继承性的特点。社会关系网络是行动者主动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然后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不同概念界定，对社会关系网路的概念给出本土化的界定，为后文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渔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方式提供理论基础。首先，从社会关系网络的主动建构性来说，它是关系网络内部的成员主动的获取稀缺资源的过程。这个建构的过程就是行动者通过投资或动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获得新的成员资格，这种成员资格也就是个体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获取是行动者通过互动得到的，突出的是个人行为的成果，会随着投资与互动的变化而变化。其次，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结构层面的关系集合体。也就是说，个体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需要一些结构层面的信任和规范。这些规范和信任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便利社会结构内部的成员；另一方面，对组织成员的行为也是一种约束，并排斥其他“圈外人”。概括来说，信任和规范构成社会结构的内容，社会结构是信任和规范的载体。第三，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事物，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过程不是随心所欲的，每个关系网络的建构与再建构过程需要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最主要的是要受到社会文化、制度、政策和法律的影响和制约。具体到渔民而言，他们走出城市，需要借助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信息，然而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作用不是随时随地的，而是要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这也启示我们，当原有的结构性的关系网络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个体习惯的关系网络与交际模式就会被打破，人们的安全感受到冲击，原有的关系网络不能再满足关系网络内部成员的需要，这个时候内部的成员就要动员和投资新的模式，以建构新的稳定的关系网络，不停的循环往复，以此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获取社会中的稀缺性资源。本文研究发现，在最初获得初职的过程中，渔民主要依赖家庭关系网络和家族关系网络等初级关系网络。这些初级关系网络以情感和信任为载体，有利于加强关系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与安全感。并且这种强关系网络有效的节省了迁移资本，提升了渔民转移的效率，有效的配置了资源。在城市立稳脚跟之后，渔民开始不满足于最底层的工作，他们不仅仅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期待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原有的初级关系网络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渔民开始主动建构新的关系网络，具体包括以业缘关系为依托的新型非正式关系网络和以政府、渔业协会为依托的正式关系网络。这些扩展的关系网络对渔民社会地位的提升、经济地位的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渔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研究，探索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作用的方式，得出结论：渔民通过初级关系网络实现第一次流动，并将初级关系网络移植到社会中，不断的扩展自己新的关系网络，主要是加强以政府、渔业协会为依托的正式关系网络，规避社会关系网络的负面效应，以更好的获取社会稀缺资源，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