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投资者的法律地位认定作为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第一道门槛,其投资行为应当被视为国家行为抑或是私人行为,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否获得相应的投资保护。从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来看,目前我国仅有4%的投资协定明确表示了国有企业属于投资者定义范围,但仍存在近百个投资协定采用了判断不明的表述方式,因此,若仅依靠现有投资者定义条款的模糊表述,难以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合格投资者”地位提供成文法支持。考察国际社会对国有投资者法律地位认定的现有实践,虽然《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和《美墨加三国协定》中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设计模式和表述方式,对我国革新双边投资协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成文法的规定往往只能构成国有投资者获得投资保护的初步条件,在满足初步条件的前提下,国有企业仍需满足相应的身份判断规则才能取得与其他主体无异的投资保护权利。除此之外,即便发达国家推行的“竞争中立原则”符合我国的改革方向,但我们仍需理智看待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期,警惕因外部约束过快而导致其他问题发生。在“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中,我国投资者虽然获得了管辖权阶段的胜诉,但因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仲裁庭适用的Broches标准本身存在判断因素不明确及考量范围过窄的缺陷,因此若要改善相对模糊的国有企业身份判断规则,还需结合国际法理论和相关案例的论证思路来予以弥补。综上,为更好的论证中国国有投资者在国际投资中的法律地位,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现有文本的分析,一方面从中国国内法出发,分析国内法对国有投资者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中国签订的投资协定出发,梳理不同投资协定中投资者条款的表述方式,探讨其是否将国有企业视为投资者。第二部分是对国际性文本中相关条款的分析,就OECD发布的《外国政府控制的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政策》报告说明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竞争优势,并结合《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和《美墨加三国协定》中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设计模式和表述方式,以期为革新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条款提供建议。第三部分是对国际投资仲裁的现有实践进行分析,依托于“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中北京城建主体资格之辩阐述Broches标准,并结合ICSID其他相关案例探讨Broches标准在适用上的局限性。第四部分是就国有投资者身份判断规则提出理论补充,包括国家豁免理论和行为归因理论,结合相关案例以期就国有投资者法律地位的认定提出更全面的考量标准。第五部分是在前述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步走”的条约设计模式,通过投资者定义条款和脚注的形式确定国有企业身份判断规则的中国标准,该标准可在借鉴Broches标准的基础上,对“政府代理人”和“政府职能”进行界定,明确其对应的考量因素为“政府授权”和“行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