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两大根本源头,一个是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北方文学代表《诗经》,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以个人抒情和述怀为主旨的南方文学代表《楚辞》。惟其如此,《楚辞》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进入19世纪之后,《楚辞》的翻译引起了中外译者的热烈关注,迄今为止,其译本达十多种。本文以《楚辞》中的《离骚》为例,试比较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和中国著名学者许渊冲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三种《离骚》英译本。分析可知,这三个英译本分别是直译意译相结合、意译、直译翻译策略的典型译本代表,其译本凸显的不同翻译方法和策略代表了《离骚》英译的三种不同倾向。笔者试图从翻译的民族性、意识形态和个人化三个方面结合具体译本探究不同译本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前言部分包括了对屈原其人及作品《离骚》的简介和对《离骚》翻译情况的简介,并具体阐述本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围绕翻译的民族性问题,以中西文论的比较为例,结合具体译文,探求民族性问题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第三章涉及到作为文化学派倡导者之一的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本章以其中的意识形态为核心,从时代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意识形态三方面来研究分析三个译本的异同之处。第四章主要探究的是翻译的个人化问题,本章联系人格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点,试图比较三个译者的各自成长经历、人生阅历、学习背景等,并结合具体译本,探究译者的个人差异与不同英译本的生成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前文的研究和探讨,得出第五章的三个结论。首先,对一般翻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转换。然而,文学翻译与一般翻译不同,它是一种跨文学、跨文化的对话,在文学领域内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篡改。最后,诗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还可被看作是文化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在文本中,而且还与作者的修养、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等有很大的关系。总之,通过对不同译本的详细比较和分析,不难得出当涉及到诗歌、文学和文化的翻译问题时,是很难用语言来转换的结论。因此,翻译就是一种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