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对翻译的正式关注可远溯至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提出的“字对字”和“意对意”两种翻译方法的区分。迄今为止,翻译研究已经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翻译尤其在西方译界,翻译研究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观点和流派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形成了译学研究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学者主张用范式来审视翻译研究史,其共同观点归结起来便是——西方译学发展生动地体现了研究范式的更迭,即经历了从译学古典范式到近现代语言学范式再到当代译学文化范式的演进。除此之外,有学者还提出诸如德国功能学范式,法国释意派范式,后殖民主义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哲学范式等等。耐人寻味的是中外学者在谈论翻译研究中的范式转换问题时,只是对所谓的各个范式进行梳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对范式这个概念做一界定,仿佛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公理。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无足轻重,但笔者认为对范式这一定义的理解对于“西方译学的发展是不是研究范式的转换”这一问题的探讨举足轻重。西方译学发展并非像许多学者所说的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将立足于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明确指出由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不加区别地对各个翻译流派随意贴以“古典范式”,“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的标签是欠妥当的。而且,稍有科学常识的人便会知道,物理学,天文学的范式转变一二百年甚至几百年才有一次,心理学最近的一次也有几十年,而所谓的翻译研究范式,几十年发生了几次甚至几十次转变,这与其他学科相比是不正常的。一个范式只维持十几年就发生转变,连建立稳定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就很难称之为范式了。因此,西方译学的发展并非研究范式的转变,而是学科视角的转换,是学者对与翻译研究相关诸学科关注度的改变。审视当代西方译学,译学研究的百家争鸣一方面表明目前的翻译研究还很活跃,翻译研究将多种语言和文化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展现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但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译学研究某种程度的困惑与混乱,翻译学科体系的建立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