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升至全球第二,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份额的5.9%,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其增速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随着海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有效且低成本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但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企业遭遇各种外部风险,导致其损失惨重,尤其以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强大。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个案的探讨,无从得知全貌,即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的量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否高出许多?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文献,构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指数,这对于中国企业如何进行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合理选择目标市场以及理性对外投资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其次,本文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认为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对外部制度因素的反应程度不同,这为研究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三,本文还通过分析企业所有制如何适应东道国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制度理论。最后,本文认为即使投资主体来自于同一个国家,但因其自身特点,在东道国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这一观点对政治风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结合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2)提出了企业所有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调节效用;(3)构建了对外援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管控机制。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八个方面:首先,阐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对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此外,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第二,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政治风险领域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母国因素以及政治风险指标等角度系统回顾、梳理了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阐述了研究中涉及的相关理论和主要分析模型。相关理论包括比较优势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来者劣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主要分析模型包括主成分分析模型、条件逻辑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第四,梳理了研究中涉及的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等相关概念,界定了政治风险的内涵和并提出其测评方法。第五,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标,用以测评2003-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政治风险,并对世界153个国家进行比较,详细分析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排名,为中国制定对外投资政策提供一个基于数据的参考依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对于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比例不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是政治风险趋避者。具体而言,200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偏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较大。但中国在累积一定的投资经验之后,开始重视政治风险,向低风险国家转移投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差距缩小,至2009年已基本与国际社会持平。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仍然偏高并且差距基本保持稳定。第六,研究不同企业所有制是如何影响政治风险以及中国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因素很多,包含企业层面、产业层面、政策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等方面。企业本身在资源和能力禀赋上的异质性,会影响其应对海外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能力,而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始终占有主要份额,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结构这一典型异质性对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风险的作用以及中国的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现象,本文围绕企业所有制结构,利用186家分布于93个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司的决策数据,分析得出国有公司以非传统的方式对待政治风险,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敢于承受更高的政治风险,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更加偏好于高政治风险的国家,同时政府的支持使这些国有企业不注重自己和其他企业在东道国的过往经验。第七,分析了对外援助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管控机制。利用结构方程式,对2003-2017年145个样本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了探讨,验证了中国外援和美国外援对世界各国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即均可降低跨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美国外援对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较低,只是美国外援对其他国家跨国企业贡献的一半。相比较而言,中国外援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贡献率,是对其他国家企业的七倍之多,中国外援可以更好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路。中国外援不仅有利于巩固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同时中国还可借由外援执行计划的审核,即时洞悉该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化,从而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保障作用。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援助和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的方式,管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第八,归纳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总结全文研究的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思考。政府方面:首先,政府间可以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大力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政府间合作,以降低政治风险。其次,政府积极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使双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使企业一定程度上规避政治风险。第三,由政府主导,引导企业共同参与,从评估、预警与监管等各个方面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第四,鼓励企业开拓投资产业、区域,预防企业间过度竞争,加大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五,在对外投资中充分运用PPP模式,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以合营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敏感度,同时降低投资风险。企业方面:首先,企业在投资前应该详细了解东道国法律制度、政治风险、经济水平、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避免盲目跟风,切实做到理性投资。其次,加大力度,引入熟悉东道国贸易规则、法律法规的优秀人才。第三,为了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企业应积极采取多元化、本土化经营模式。第四,适当承担社会责任,重视培养东道国人才和保护当地环境。第五,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主体优势,因为国有企业更有利于得到中国政府的扶持,并且国有企业一般具有较为丰富的与东道国政府沟通、对外投资的经验。为了控制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政府通常展开两个方面的经济外交行动,分别是外援与投资协议。由于数据不完整以及篇幅限制,本文只分析了外援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关系,未探讨投资协议与政治风险的关系。另外,文化差异性也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重要原因,本文未在文化差异性方面展开论述。这些重要方面,需要作者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完善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