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和虚构是共同存在于电影生成之初。世界电影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从表现美学到再现美学的转变后，纪录片在60年代达到纪实手法再现真实的鼎峰——“直接电影”。紧接着，由于直接电影否认主观性的表达，束缚了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手脚而表现出衰败的势头。纪录电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转型，新纪录电影由此而生，它以其对虚构的宽容和对传统纪录片的强烈质疑引起了纪录片界的巨大讨论，引发了对纪录片“真实”、“虚构”概念的再讨论和重新评价。　　 纪录片是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原因在于：第一，追求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性，但是同样以“真实性”为基础，纪录片与新闻片又有着不同：二者代表的价值取向不同；纪录片较之新闻片更需要观众的解读和判定。第二，纪录片通过真实感保证了人们的信任，获得存在的合法性。　　 “虚构”的产生原因在于纪录片追求“真实”的目标和现实的差距，纪录片只能是一条真实的“渐近线”。第一，拍摄的生活表象不等于真实；第二，创作者的主观视角决定了他的选择不能保证绝对真实。同样，“纪实”也不是唯一的创作手法。纪实片只重事实(fact)，而纪录片的重点则是看法、观点(opinion)。“虚构”和“纪实”一起构成了纪录片文本的表达，是纪录片推陈出新向前发展的一种探索。　　 纪录片的“虚构”不同于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虚构”。“虚构”不是“虚假”，在纪录片当中永远不允许出现伪造的情节、人物、事件；“虚构”不等同于“虚拟”，“虚拟”侧重于“模拟”，有“逼真性”和“仿制”的特点；“虚构”不局限于“真实再现”，“真实再现”是单纯地复原无法再现的真实场景，不掺杂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新纪录电影”的“虚构”侧重于创作者运用主观重新建构事件。“虚构”手法的运用来自于纪录片的艺术性追求。从符号学角度来讲，影像有自己的符号话语系统和标准，“虚构”手法丰富了影像的表意功能。“虚构”带给观众一种思考、一种想象的空间。想象力空间的释放，使得“新纪录电影”达到一种开放的语境，不再拘泥于当下，不只局限于电影文本当中。通过鼓励观众在理解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想象力主观能动性，达到一种主观和客观的“视界融合”，并且在吸纳了观众的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完成了纪录片的创作。　　 “新纪录电影”的兴起和“虚构”手法得到重视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纪录片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纪录片受到收视率和市场的影响而向剧情化、故事化等策略靠拢；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纪录片的创作手法，促成了纪录片的变革；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纪录电影”创作。　　 “新纪录电影”的出现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同时也要避免“虚构”手法没有尺度地滥用而使其走向衰败。纪录片的“真实”和“虚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边界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动。这一方面要警惕创作者的主观倾向导致的观念性误导，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纪录片受商业化和市场化影响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公正、客观的立场。谨慎地运用数字技术等辅助元素可以更好地接近真实，但是要注意创作者的主观倾向不能违背客观真实。在向前发展中纪录片的概念有游移有坚守，一种开放的姿态才能促成其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