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国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4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养老问题成为了影响全社会的大问题,即使放开了二胎政策,这种影响仍将持续几十年。现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70周年,社会的各项综合指标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极大丰富,各项工作的重点变成了满足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旅游业被列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与此同时,我国的旅游业也进入了产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转型、旅游产业转型和社会老龄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发展老年旅游可以从实践层面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如果可以改变老年人旅游的需求和情感诉求与市场供给不匹配的问题,旅游可以成为老年人退休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给旅游市场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当然,在认识到旅游对老年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对老年人的旅游需求做出深入全面地了解。所以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和比较老年和青年旅游者对旅游的态度、出游限制的感知、结伴旅游的原因、结伴旅游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和自我建构的群体支持,以及上述因素与旅游体验价值和旅游幸福感的关系,发现结伴旅游与老年人旅游幸福感之间的关联路径。从而提出更具市场针对性且有效的老年旅游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策略。研究的重点是要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大数据显示老年人大多选择结伴旅游?这种现象是个人行为还是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的特点?老年人结伴旅游背后的原因有哪些?这些原因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与他人一起旅游跟独自旅行在感受上有什么不同?老年人能不能从旅游中的获得幸福感?怎样获得?作者通过文献数据库查阅了“老年人旅游幸福感”以及与它相关的几个主题的相关文献。学界对于“老年旅游”的研究开展较早,成果也相对丰富:国外对老年人旅游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老年人旅游动机、决策,以及行为和偏好的探讨。而国内学者更热衷于对老年人旅游市场前景,产品开发等较为宏观的层面进行探索,应用性较强。对于老年人旅游的相关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也较为全面,有定性研究,也有实证分析还有混合方法;使用的数学模型从简单的线性回归到复杂的结构方程都有。对老年人旅游研究采用的基础理论多为推拉理论和需求理论等;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以及对幸福感测量工具的开发方面;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涉及不多,大多是探讨人口统计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于对旅游幸福感的研究也仅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所以对于老年人群旅游幸福感的研究更是鲜有人涉及。截止到目前,旅游幸福感都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我国对于旅游幸福感的研究还局限在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以及对基础理论的质性研究阶段,缺乏实证研究,更缺乏跨群体、本土化的研究。结伴旅游方面的研究更不乐观,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在关于背包客或者网络社区的研究中提及旅游结伴人群构成,仅有的几篇题目涉及“结伴旅游”的研究,关注点也多在结伴旅游过程中的风险和法律纠纷问题。题目非常值得研究。通过2019年4月-6月两个月时间,对全国来自16个家庭的34位老人和16位子女代表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所有老人都必须符合年满55周岁这个必要条件。访谈提纲的问题来源于对文献的梳理,并作了口语化的加工。经过访谈和转录整理,共计收集到质性研究材料约9万字。随后利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并借助MAXQDA 12文献编辑软件和ROSTCM 6.0语义提取软件,对所得质性资料进行了编码和要素提取,共得到11个关键要素。结合相关理论框架对这11个要素再次提炼简化。提炼的过程中,使用毕生发展控制理论、群体理论等分析了老年人结伴旅游的原因、旅游体验的内容、旅游体验和旅游幸福感的概念辨析及相互关系分析,整个理论分析过程中,梳理出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旅游感知限制、结伴旅游群体支持、旅游体验价值以及旅游幸福感5个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8条假设。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问卷调查,通过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结伴旅游与老年人旅游幸福感关系模型的5个变量相互关系进行探索;然后通过组别比较分析和探讨了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和旅游基本特征变量分别对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旅游感知限制、群体支持、旅游体验价值,和旅游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发现有:一、本文通过跨群体比较,发现结伴旅游是老年人为抵消自身面临的旅游限制因素的调节策略之一,而非老年人的自主选择,并试图对“老年人偏爱结伴旅游”这一误判进行纠偏。二、旅游幸福感受体验价值、样本旅游距离、旅游频率和常住地类型影响。三、老年人结伴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群体支持,群体支持虽然没有直接影响老年人旅游幸福感的产生,但群体支持对体验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四、本文五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一个相互影响机制,而是一个链式结构的影响路径。五、质性分析和实证结果背后,隐藏了一条老年人结伴旅游“情感”流向路径。最后根据这些发现提出了管理借鉴,对接下来的研究做了总结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