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甘南藏区一直是草山纷争、部落冲突频发之地。20世纪80年代实行“包畜到户”以来,围绕草场、草山边界问题的群体性械斗事件有增无减,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然而,自2000年实行“草场承包”后的近10年以来,当地的草场边界纠纷事件出人预料的呈极速下降之趋势,较为严重的草场边界冲突事件在有些地方已极为罕见了。草山边界纠纷骤然下降乃至消失意味着什么?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机理发挥了作用?这显然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从表象看,草山边界纠纷骤然下降乃至消失似乎是地方政府的“边界勘定”与“综合治理”成效的显现,但实质上却是草场承包制度被有效实施的一个“意外效果”,意味着国家政权已更为深入地嵌入到藏区基层社会之中了。这是作者多次赴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后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此问题意识之下,作者尝试以草权结构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与互构为基本分析视角,从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助推这一重大变化背后的微观机理,初步提出了“划界定牧即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结论。论文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基本的历史背景——甘南藏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上的甘南藏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与拉萨西藏地方政权来说,都是一个“鞭长莫及”、控制松弱的地区,是一个“互为边疆”的区域,加之这里又是典型的星罗棋布的高原河谷地区,以及开放牧场和游牧生计方式,致使这里成了牲畜越界最为频繁、资源争夺最为严酷、部落割据势力此起彼伏的地区。为了“补政教之所不及”,旨在整合部落政治的喇嘛寺院及宗教领袖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这里独特的、自成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长期治理的政治生态格局。开放牧场、游牧生境、部落政治与寺院权威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由于这样一种政治生态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甘南藏区在现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视野中仍然留存着显著的“内边疆”的印痕。论文的第二部分,以甘南夏河县桑科乡为田野观察点,详细陈述和梳理了2000年前后在桑科乡实施草场承包的时代背景、组织实施、具体过程和操作方案。甘南藏区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普遍实行“包畜到户”政策的同时,却没有同步推行“包场到户”。其关键原因在于受到了草场承包的“制度费用”即“围栏草场”的成本约束。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夏河县桑科乡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草场承包”即“铁丝围栏进草原”可谓是藏区畜牧业发展历史上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藏区“大历史”中除吐蕃王朝即藏传佛教统一青藏高原这一“历史关节点”之外的另一个“历史关节点”。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综合比较分析。草场承包带来了一系列“意外效果”：围栏草场在很大程度上事先防控了过去开放牧场时代频繁发生的牲畜越界事件以及连锁引发的毗邻部落间的群体性冲突,这等于间接地“悬置”了以“仲裁者”为“志业”的藏区魅力型和传统型权威——寺院喇嘛和部落头人,从而为政权“间接并和平”地沉入／嵌入藏区基层社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从魅力型和传统型权威这样的“事后救济型权威”到以国家为代表的“法理型权威”即“事先防控型权威”的更替,根本上是草场“界权成本”最小化所带来的,而不是有目的“周密规划”的结果。与草场承包相伴随的定牧定居,真实地实践了“使有恒产,不致游走”这样一个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北边疆游牧民族的梦想。草场承包也在无意中实现了甘南藏区国土资源的首次“清点”和措哇的“去政治化”,为“村治”的重建提供了契机。论文的最后是结论,以及对结论的提升和反省。从大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看,“划界定牧即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结论可以更一般地提升为“空间层化即国家建构”。中心层化空间——“中原”,向边缘“平滑空间”——“四夷”——不断拓展,是大中国国家建构规律的核心秘密。具体而言,空间层化即从定耕确权到划界定牧——由“中原到四夷”,乃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中国西北地区的空间层化这一历史逻辑进程的展开主要是经由被最早实现空间层化的东南(中原)中国所不断产生的“社会经济剩余”所支撑和开启的。这是一个国家疆域由边徼到内地,从以边为界到边外为界的过程。这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近现代欧洲国家建构/形成模式的独特的国家建构/形成类型。其显著的特点是“要市场和产权,但是不要战争”。当然,随着信息时代、海洋时代和太空时代的到来,陆域或物理意义上“空间层化建国”的理论已显得粗陋和浅薄,亟需进行“边际创新”,这正是本文需要在今后继续跟进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