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作为广西最早归附中央政权和桂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的桂林,是广西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广西自古以来就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建立后,桂林凭借传统优势和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居于广西“四大城市”之一。在近代历史中,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对桂林较完整的主权所属,既没有开埠,也没有受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直接影响,仅在抗战时期的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间被日军短暂控制。这是其有别于梧州、南宁、龙州等开埠城市的自身特点,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桂林没有受到近代化因素的影响。晚清已降,特别是中法战争后,在外力冲击和“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桂林开始了自身早期近代化历程；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经历了两次迁省的反复影响,既承受了省会迁邕后的停滞萧条,又经历了新桂系治下的四大建设：抗战时期受内迁风潮影响,在人才、技术、资金方面得到强有力的外援,促使城市短期内迅速发展；然而桂林终究受到战火波及,居民疏散,沦陷期间已是一片焦土；光复后在桂林市政府和民众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的帮助下共同努力重建桂林,但无奈力量有限,又迫于内战干扰,始终无法完全恢复战前旧观。此外,抗战时期的1940年桂林设市,作为当时广西唯一一个市一级建制的行政单位,在城市管理机构方面较广西其他城市健全完善;湘桂铁路的修建通车对桂林城市发展也有极大促进。本文将着眼于考察18851949年间桂林城市近代化的现象与规律。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重点难点、创新之处、研究方法、概念界定等。第一章主要从地理环境、建制沿革、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教兴旺等几个方面回顾古代桂林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时期桂林的城市类型是以军政职能为首,经济职能次之的行政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依附于官府和驻军,文化教育为政治统治服务,以培养官僚型人才为主。本章为下文考察近代桂林城市变迁奠定基础。第二章重点考察了桂林政治层面的近代化。咨议局、省议会、临时参议会等一系列民意机构的设立,桂林市政府作为专门市政机构的成立,警政事业的从无到有和初步发展,这一切都是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进步。同时,颇具近代特征的市政建设也在逐步推进,对未来城市发展的规划依次开展,城市基础设施也在建设完善；由于破坏严重,战后桂林城市的重建方兴未艾。第三章重点考察了桂林经济层面的近代化。在近代化背景下,非通商口岸的桂林依然有外企活动,传统的手工业在生产原料、生产组织、产品销路和经营形式上都逾发呈现近代特征。城市商业中,即便是传统的商帮也出现新的经营领域,新的行业、新的交易方式、新的商业组织相继出现。金融业正逐步完成近代化转型,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近代工业起步于清末新政,抗战前夕得到初步发展。战争期间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短暂的繁荣局面,但也因战争的破坏和结束而日益衰败。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上,新的交通工具、运输方式以及通信方式都依次投入使用,并且日益发展进步。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桂林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近代新式教育从创设到进一步发展都旨在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健全人格,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人才,并最终取代旧式教育。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的先进知识分子将引领广大民众实现思想启蒙和意识觉醒,继而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受战时多重因素的影响,桂林出现了抗战文化城的空前盛况,这既是文化的繁荣,更是思想的解放。结论部分将对前文论述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围绕桂林城市近代化的动力探析、所存在的缺陷和经验借鉴三个方面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