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在风险社会中的表现不仅仅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是转化为广泛且潜在的环境风险。当前,我国的环境司法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事后救济模式,从提前预防的理念到预防环境风险为目标来建构预防性的环境司法保护体系。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正式确立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基础。该制度注重前瞻性事前预防,对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也是我国未来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向,但在司法实践适用中饱受“侵权思想”的困扰,因而对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及其完善成为构建环境保护司法体系,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通过对美国、德国、印度三个国家的有关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司法案例进行梳理,不难看出美国、德国的诉讼虽然多以阻止不法行政行为为目的,但其预防性司法制度的构成要件值得深入探讨,其中美国公民诉讼制度建立较早,具有立案条件规定明确,起诉主体范围广泛,举证责任分配合理等制度优势,且配套了相应的救济方式。对比分析国内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受案标准模糊、起诉主体范围受限、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争议和责任方式不健全等问题。在此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应当完善相关机制。针对重大风险认定困难的问题,通过分别阐释“重大”和“风险”的内涵,明确重大风险应为损害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环境危险。针对证明规则模糊的问题,通过对现行环境侵权诉讼领域内举证责任倒置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分析,建议完善举证责任转换规则,实现证明标准多元化。针对预防性责任的不足之处,增设环保禁止令来拓宽预防性责任承担形式,并提高执行力度,确保责任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