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大众化”嬗变是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联的。中国向何处去?围绕这一问题形成的不同“方案”，导致了中国现代性内容及形式上的差异。在这个背景上，文学“大众化”运动在把文学推向“大众”的历程上，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和价值取向。本文旨在把“大众化”置于“现代性”这一宏阔的历史背景上，结合“大众化”论争及“大众化”实践，揭示“大众化”和“现代性”相克相生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大众化”演化的规律。　　 本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着重研究文学“大众化”的形成。晚清和五四以文学为实现现代性（启蒙）的手段。梁启超看重文学唤醒民众、改造国民精神的启蒙功能。他主张改造小说这种文体，倡导“新民文学”，提倡白话和办白话报纸，促使文学转向普通民众。五四文学革命，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民众文学”，力图将文学从贵族和传统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交还给大多数人。以启蒙精神为宗旨，以《文学旬刊》为中心，“民众文学”论争如火如荼。此次论争对于普通民众和文学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论争涉及许多重要问题：文学该不该民众化?如何认识民众?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建构民众文学?如何处理文学和民众文学的关系?　　 第二章着重研究文学的“阶级-大众化”与现代性（革命）的关系。革命现代性是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新方案。其理论和精神资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苏俄革命成功的实践经验，目的是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大众平等的民族国家。革命文学“大众化”要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传布到大众中去，唤起大众的阶级意识，使大众能够成为实现革命现代性的主体。“大众化”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能够完成自身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新主体。　　 第三章着重研究文学“民族-大众化”和现代性（本土化）抉择的问题。中国社会是从学习西方、反对传统文化中尝试现代性建构的。一味学习西方，面临着丢弃民族特性和失去民族身份的担忧。抗战中，民族主义者试图摆脱西方模式，寻求适合民族本土的现代性方案。文学“大众化”是加强民族认同，实现本土现代性的重要文化策略。要“大众化”，必须选择和大众容易沟通的旧形式，但旧形式的内容有悖于现代精神，需要用新内容置换，旧形式和预定的新内容难以达到理想的融合状态，再加上作家们不愿轻易放弃五四以来形成的西化新传统。矛盾的纠葛，使“大众化”形式创造充满着焦虑。“民族形式”论争中，知识分子想象创造一种新形式，能够融合大众的、国际的、民族的、现代的等多种要素，以图解决“大众化”形式创造的焦虑。解放区的“大众化”实践，通过改造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创造了“民族形式”，对其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不能脱离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造为中心实现本土现代性方案的背景。　　 中国社会从启蒙现代性到革命现代性，再到民族本土现代性方案的嬗变中，文学“大众化”历经了民众化、阶级化到民族化的演变过程。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使得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困境：政治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的缺失。要想突破困境，首先，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其次，要依赖大众教育程度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