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家间关系而言，中美关系是中国所有涉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考虑到影响中美两国关系诸多元素的非平衡性，鉴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非凡价值，以及意识形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存在意义，同时照顾到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特点，本篇论文将主要以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为研究之切入点，重点考察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梳理、测度和评价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逻辑动因、运行机制和政治影响，并试图为中国对外战略和相关外交政策提供理论咨询。益。其中，(1)“美国主导”的外交模式和文化定位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下列文化来源和利益动机:美国例外论;美国天赋使命论;美国万能论。(2)美国政治价值观念自由和民主，具有深刻而久远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根源。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为美国自由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形成制造了社会历史前提。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政治实践:移民运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十独立战争+美国思想家的精神贡献和政治家的政治贡献等推动了民主与自由运动的开展。(3)政治制度思想:“反共主义”。它既来自宗教因素的影响，也与美国特殊的阶级结构存在密切联系，而社会制度的对抗和“冷战”的爆发为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提供了社会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意识形态的整个链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核心或终极归宿点，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既是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当然内容，也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实施和修正的逻辑原点。三、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 论文以177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长河作为研究的时间界定，按照四种逻辑思路或技术路线，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进行测度和研究。第一，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线索宏观性研究;第二，美国外交历史传统微观性分析;第三，根据美国外交政策价值取向或外交政策模式进行研究;第四，以案例方式考察美国外交政策。最后得出基本结论: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浓重的外交风格和外交传统。它集中表现为: (1)美国利益高于一切，是其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外交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终极动因。(2)美国的外交风格具有霸权特制性，孤立主义只是其整个外交的次要选择，其主体性或主导性外交选择是扩张主义、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3)以所谓民主、安全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基石和文化根源，与此相联系，历史使命性使美国外交总被赋予文明神圣性的光彩。(4)受外交政策功利性、务实性和价值取向的影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外交模式交互选择。探索和评价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传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依靠历史发展本身固有的强大逻辑，追问美国原始外交情境和以往外交经历，帮助本课题解释和回答一些现实命题。 四、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关系及逻辑机理 在这里，论文试图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考证和研究:第一，围绕意识形态与理性决策模式、意识形态与组织过程模式、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模式进行研究，确认意识形态与外交决策模式的内在联系。第二，通过“意象”与美国外交决策关系的考察，确认当“意象”对外交政策决策产生作用时，个人价值和信仰体系等与其发生必然联系。第三，通过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案例研究，寻找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机理。 第二部分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一、意识形态与“反共主义”、“反华政策” 论文将美国对华政策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越南战争)。第二时期(越南战争到苏联解体)。第三时期，(冷战后时代)。然后，从三个维度，即美国政党政治与反共主义;美国国会与反共主义;美国意识形态历史传统与反共主义，进一步研究并确认意识形态与美国反华反共政策的密切关联性。二、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论文以最惠国待遇问题为案例，对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权问题既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第二，国会是美国政府实施对华人权政策的政治资源，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使它们在对华政策上演绎出“政治双簧”的闹剧。第三，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论文强调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属于霸权行径:第一，强调国家主权神圣性不可动摇，反对人权大于主权的观念。第二，美国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第三，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是一种“法理霸权”。这是当代霸权主义实施软霸权战略的常用手段。三、冷战思维与新冷战政策 论文在探讨中美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三种对应性模式或前景:结成同盟关系、新冷战结构、中美对抗模式后，重点围绕“中国威胁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第一，所谓“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政治精英的“政治杰作”。第二，所谓“中国威胁论”正由民间向政府决策层过渡。第三，所谓“中国威胁论”将对中国的国际生存安全环境造成极大的冲击。论文强调: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以及两国间关系模式和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和论证是一项当然的历史使命。 第三部分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