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世界各国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以及要素流动壁垒限制逐步弱化,制造业集聚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或地区不断涌现。制造集聚带来的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提升了企业和地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作为新时期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制造业集聚着实带来了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和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而且制造业集聚引发的环境恶化问题开始受到广大民众以及专家学者们的反思。特别是近年来,“三废”污染和雾霾污染的不断曝光,以及“垃圾村”、“癌症村”等耸从听闻的搜索词句的出现,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市民对环境污染的关注。于是,如何谋求区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间的平衡,成为我国地方政府乃至学者们亟待解决的难点。为此,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解析制造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路径与作用机制,有利于准确掌握制造业集聚与响环境污染的内在规律。另外,基于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空间影响效应,并探寻制造业集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对于地方政府科学合理地制造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本文首先对制造业集聚的内涵、度量方法以及相关理论基础进行回顾;其次,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现状特征;再次,从知识溢出、劳动力共享、中间品共享以及基础设施共享四个方面归纳制造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路径,并通过拓展Cicone和Hall(1996)的产出密度模型来解析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接着,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以及LISA集聚图分析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并构建传统经典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空间影响效应;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东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下降态势,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依然是我国制造业的核心集聚地,中部地区的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带以及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也是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区域;第三,东部沿海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安徽以及西部地区的新疆、四川、广西、内蒙古等地也是重污染地区;第四,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污染排放均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而且工业污染排放的高集聚地主要位于我国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等地;第五,制造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路径有知识溢出、劳动力共享、中间品共享以及基础设施共享;第六,制造业集聚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呈现出倒“U”型趋势且拐点处于1.04~1.05之间。即在发展初期,集聚区内制造业企业规模不足而导致对工业污染排放的缓解作用不明显。随着制造业企业规模的上升,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应逐步明显,并对污染减排产生了实质性作用,而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以及重庆等地区。